材料一   1931年,湘鄂西等根据地发生大水灾，“房屋倾坍,室如悬罄”。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粥厂救济;开展节约粮食的活动“党政机关每天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军事机关一餐稀饭两餐干饭”、“红军游击队员生活费”减半;动员群众、机关人员、红军修堤凿沟开河，不到三年便修建了万余座水利工程,形成了“年成丰熟笑眯眯”的局面。1934年，中央苏区受“先水后旱之灾”，面对严峻的形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推行工具统一使用和劳动力相互调剂的策略,结果农业收成“比去年增加一成”,瑞金等重灾区“虽然无很大增加，但也没有减少生产”。

——摘编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活动》

材料二   俄罗斯政府一向重视灾害治理，他们在中学开设安全和逃生课程，有计划地向居民企传安全防范和自段知识，建立了全俄急救和医学中心等医疗和教育机构。在联邦紧急状态预防和响应统一国家体系形成的基上，提出了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责任分享制。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权，在法规中特别强调当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某些权力和自由将受到必要的限制。……为防范危机期间因出现“泄密”报道而破坏政府方案的效力。避免不当报道对人心的拢乱，政府对媒体的职责做出了法律规范，以确保紧急状况发生时，媒体能起到协助政府与社会沟通、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紧张状态的作用。鉴于救灾部门使命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的相似性，俄还与美国建立了防救灾的合作关系、并同北约取得了相关合作的直接联系。

——摘编自游志斌《俄罗斯的防救灾体系》

材料一   19世纪后期开展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加强了城市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疾病防治方面的控制和管理。期间，联邦层面的公共卫生管理也开始起步。美国城市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超过任何时期。柯立芝执政期间，联邦政府一度放松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法令制定和管制。但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有增无减，城市居民更是对公共卫生的热情持续高涨。20世纪30年代后，政府干预，尤其是联邦政府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持续扩大。二战后，关注居民健康的医疗保险改革和医疗补助计划已经成为公共卫生事业关注的主要内容，历届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也展开了众多立法和措施，其干预范围持续扩大，管理方式不断创新。

——摘编自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一论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卫生改革》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发展始于晚清……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到较大程序上的改善。清末新政中建立起了卫生行政制度，直到民国初年，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仍是个空壳。中央和地方的卫生行政机构并不稳定，曾几度裁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内政部下置卫生司，掌管卫生行政事宜；1928年改设卫生部；1931年4月，卫生部缩改为卫生署。这一时期，卫生行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最高机关的统领下，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起了大量的卫生机关以及颁布了一系列的卫生法规，并建立了相应的卫生制度，基本建立起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但受制于社会环境，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始终没有长足有效的发展。

——摘编自聂春燕《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发展及其制约因素探析》

材料一   清代前期以草泽铃医（游走江湖的民间医生）为代表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一般来说乡村的疫病救治基本上由地方精英承担。清后期，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卫生防疫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港口检疫的实施与晚清卫生行政改革是卫生制度化的开端。民国时期乡村出现了由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国家举办的卫生实验区、保健员（制度化的卫生工作者，在使用西医治疗简单疾病的同时，还承担了卫生防疫的任务）与合作医疗制度。但这些变革仍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乡村仍有赖于传统的医者提供医疗服务。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中医药人员被整合进联合诊所，草泽铃医被禁止从事医疗工作。人民公社化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模式为卫生制度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此后，合作医疗制度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宣告失败。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促进了农村保健员的培养，随之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广。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村医疗的困境，而且增加了国家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不断改革中逐渐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许三春《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