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救灾制度的建设，蠲免税赋就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唐以前并没有固定的蠲免标准，唐以后规定趋于详细唐时救济区域多在京师，而对于偏远的岭南一带所占比例甚少，隋唐时还出现了义仓制度，宋代又出现了社仓制度。道光年间，西方社会的救荒济贫思想与中国传统救荒理论相融合，产生了一些新的救灾制度。比如官方单纯的救济演变为更注重对灾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在政府救助的同时，往往鼓励民间富户捐献，很大程度上补充甚至部分取代了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角色与地位。
——摘编自李军《我国古代救灾制度的演变特征》
材料二 在英国减灾救灾机制中，首相是减灾救灾管理体制的最高行政官，而协调和决策的最高机构为内阁紧急应变小组。在政府减灾救灾中实行分权化和多元化管理，技励多部门参与和协作。英国的新闻媒体非常发达，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在灾害信息传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民间公益组织在减灾救灾事务上的合作，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之外公共应急资源的筹集者，它们可以广泛动员政府财政体系之外的社会公益资源来向危机受害者提供援助，有效弥补政府的资源短缺。
——摘编自孔新峰《英国减灾救灾社会参与机制分析》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救灾制度的措施。并简要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在救灾制度建设上与中国古代的共同特点。概述二者在国家治理中所体现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教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教助贫户，并设立“纳业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光绪初年以前，民间灾赈几乎都是局限于本地，即由灾区本地的钟富救济本地的贫民。光绪初年，庆西、河南瀑发了历史罕见的大早突，从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79年，历时三年，蔓延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北、安北部、江西东部、四川北部。面对大量涌入的灾民，在西方传教士救济父民的刺激下，江南士绅开始了跨地域的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义赈”活动。李金镛、谢家福等著名的社会济人士，成立协赈公所、赈局等济机构，在山东、苏淞、河南、山西各地开展救济，并在《申报》刊登募捐公告，绘制了《河南奇荒铁泪图》进行宣传，号召全社会参与救济。
——摘编自余《遗失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技济》
（2）依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救助与古代社会助相比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三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根”，对症下药，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者市县乡村五坂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我们坚持分类策，国人因她策，因赏国原因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状贫脱贫，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材料 757年，唐朝在长安、洛阳各置“普济病坊”。宋朝时设置¨安济坊”“养济院”等。这些“病坊”为贫苦无依的病患提供了免费的救助与医疗。唐代在地方设医学博士或医学生，写本草一百集验方”，并掌“州境巡疗”。后政府把所撰《广济方》中比较重要的医方，刻在大木板上，置于乡村的交通要道旁，以增加百姓对疾病的认识。宋代也将不少医方整理成书，颁行各州县，如《太平圣惠方》《简要济众方》等。宋代还出现了官办的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经营药物，为贫民治病，并在水旱灾害、疫病流行时分发药物，对防疫治病、维护社会安定起相当大的作用。
——据许三春《古代中国乡村社会医疗救助初探》整理
材料二 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遒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饴，国之勃然，盖有由也。
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今……举四万万人之躯壳，而委诸庸医之手……何其不愚且弱也
——摘编自梁启超《医学善会叙》
材料三 因发现青蒿素，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2015年屠呦呦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青蒿素是屠呦呦团队受《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启示，用现代科技从黄花蒿中提取的无色针状晶体，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被誉为“拯救两亿人口的发现”“东方神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加强社会医疗救助的举措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核心观点，并分析其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医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统治者素来秉持“仁政″思想，扶助贫田人口往往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包括保障社会福利，国家财政可以通过社会救济等经济补助手段扶助那些生活贫的民众。社仓、义庄更多体现出宗族互助的特点，带有小农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明清以后商业逐渐发达起来，富有的商人大量涌现，他们通过慈善捐助的形式帮助穷人，使牧助行为更加社会化，体现出超越宗族的特点。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扶贫”》
材料二 清末民国的思想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的弊端，在批判反思基础上，开始构建新的社会救济制度。到近代，人们将新的生产力与社会救济联系起来，提出“建仓储不如推广铁路轮舟″的思想，铁路轮舟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创设。推动了社会救济的快逹发展，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人们出行逃亡的速度和救荒的效率。薛福成认为.兴建铁路，除了可以方便、快捷地将物资迅速运送到目的地。从而在救灾过程中赢得时间外，还由于需要“有修路之工，有驾驶之人。有巡嘹之丁，有路旁短送之车马，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夫役”，可以大大地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扩大人民生计。
——摘编自蔡勤禹、李元峰《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
材料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蠃脱贫攻坚战，硝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摘自《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社会救助行为发生的变化，并简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意义。
材料一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光绪初年以前，民间灾赈几乎都是局限于本地，即由灾区本地的绅富救济本地的贫民。光绪初年，陕西、河南爆发了历史罕见的大旱灾，从187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79年，历时三年，蔓延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江西东部、四川北部。面对大量涌入的灾民，在西方传教士救济灾民的刺激下，江南士绅开始了跨地域的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义赈”活动。李金镛、谢家福等著名的社会救济人士，成立协赈公所、赈局等救济机构，在山东、苏淞、河南、山西各地开展救济，并在《申报》刊登募捐公告，绘制了《河南奇荒血泪图》进行宣传，号召全社会参与救济。
——摘编自余新忠《遗失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救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2）依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救助与古代社会救助相比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先秦时期的“人”与“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甲骨文的“7”（人）像人垂手侧面站立形，表示一个懂得鞠躬、谦逊，有修养的人；甲骨文的“呷”（民），像被用一刃刺瞎眼睛（或低眉顺目）的人，“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或在人面前恭顺），即“民”为奴隶，被认为是蒙昧无知、不曾开化，没有道德可言的群氓。
周秦以来“民”渐渐演变成了一个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字。“民”因其无知，就需要政府进行调教、驯服，教化。古代将管辖一方的官员称为放牧者，“民”就如同牛羊是官员们的放牧对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民主权”理论，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已经不再是懵懂、糊涂、任人支配的代名词，而是拥有权力、发表意见、参与政务的新主体。孙中山认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摘编自万齐洲、冯天瑜《“人民”词义的变迁》
材料二：希腊城邦（polis）是政治（politics）的词根，公民（politest）形成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即“属于城邦的人”，不包括妇女、侨民及奴隶，“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人是城邦权利的主体，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古希腊、罗马最初都是只有贵族才有公民权，平民经过斗争，公民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出生而可由授予获得（卡拉卡拉敕令）。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激发了欧洲城市市民平等意识的觉醒，市民逐渐演变为近代西方的公民。近代西方公民的选举权、参政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扩展其范围的。
——摘编自《西方“公民”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论述西方当代的选举制度》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先秦至晚清时期“人民”的含义的变化和西方自古以来公民政治发展变化的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人、民”的含义变化及西方公民政治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按照贫困户的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将其分为极贫、次贫等层级，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古代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还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如政府资助贫民春耕的种子。规定扶贫是地方各级政权的重要职责，需设立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中国近代天灾人祸不断，1875-1878年的“丁戌奇荒”使死者达1000万人左右。郑观应在上海募捐，英国人李提摩太主张以工代赈，引起他的共鸣。郑观应说：“与其遇患而始图补救，何如未事而预切绸缪。”他建议：在社会内部建立稳固的备荒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人民抵抗灾害的能力；借鉴西方储蓄信贷制度，鼓励民众储蓄闲钱，以备不时之需。他推崇德、法等国的灾害保险制度，实现“损害分担，荒歉无忧。”他主张构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官绅合力、以工代赈等多元化方式筹资，设立慈善机构，对灾民实施“教养兼施”。
——摘编自赵伦芬、谢辉《郑观应慈善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思想并说明其当代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郑观应扶贫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