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祈福禳灾。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等《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以北京为例，指出近代疫病防治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防治措施的主要作用。
材料一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以行政救济和收容来缓解圈地运动引发的贫困等问题。1723年,英国在各教会区设立济贫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由放任理论认为对贫困劳工不宜帮扶过多,因而1834年议会通过新济贫法,迫使多数贫民走上工作岗位。……由于经济危机与二战的打击,英国越发走向“贫困之路”。1942年 ,英国颁布《贝弗里奇报告》,指出摆脱“贫困之路”方案,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并着力形成一个以凯恩斯思想为指导的福利体系。1946年《国民保险法》和1948年《国民救助法》通过后,英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但英国的贫困问题仍持续恶化。
——摘编自杨敏《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导致英国重视贫困治理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英两国贫困治理模式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新时代贫困治理模式的意义。
材料一 宋代对婴幼儿的救助始于福田院、居养院和南宋的养济院，当时并没有专门救助遗婴的机构，而是与养老、医病、救助乞丐混合在一起。对于婴幼儿的保护性政策法令早在北宋初就有，但真正专门性的婴幼儿救助机构直到南宋中期才出现，是1164年郑作肃在湖州建立的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是在对小儿钱米所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常平仓米和息钱作为经费来源，并制定了具体的收养程序。从钱米所到各地的婴儿局，都是地方官员自行创建的。其运营方式逐渐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推广，促使官府明令成立专门的慈幼事业独立机构，所谓“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慈幼局成为当时慈幼机构的统称，在东南各地纷纺建立。
——摘编自邹克茹《宋代社会保障研究》等
材料二 童工问题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很长时期内困扰着整个英国社会。1789年，阿克莱特开办的3个纺纱厂中有工人1150名，童工占到总数的2/3。1833年，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工厂法》诞生，涉及童工的工作年龄、时间和受教育情况。法案禁止所有蒸汽或者水动力纺织厂（丝织业除外）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将9-12岁儿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9小时或每周48小时，并要求他们上学。1844年《工厂法》正式确立了半工半读制，使得纺织厂的童工可以工作半天学习半天。该制度不仅对工厂童工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而且使童工在工厂劳动中逐渐处于从属地位。
——摘编自王文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议会立法与童工问题》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慈幼救助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英国出现童工立法的原因，并分析其与宋代慈幼救助制度的相同作用。
材料一 从16世纪开始，英国政府大力推动呢绒工业发展，也借此解决了圈地运动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提升了英国本土呢绒工业的水准。到了17世纪末，毛纺织业已经遍布英国各地，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以毛纺织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联系，推动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强了城市资本对农村的渗透，扩大了城市对乡村经济的辐射能力。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英国已经昂首完成了农业革命。
——摘编自谷延方《17世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
材料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掀起过一场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以“民族自救”为己任，自发深入落后的农村，从改造乡村教育入手，对农民进行识字扫盲和科普教育；通过创办乡村医院，以推进乡村卫生运动；通过创办中心茶园，开辟健康娱乐场所来改变民风民俗；通过创办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通过创建农业科学馆，以推广良种，宣传科学种田；通过成立联村自卫团来禁烟禁赌，强化社会治安；通过举办农民娱乐会、联村运动会、农民演讲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校和乡村社会融为一体；他们在乡村建设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强调应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生搬硬套外国模式。
——摘编自《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
材料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线任务，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底，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摘编自刘艳梅《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毛纺织业的发展导致英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概括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并分析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货＂”…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教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掲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教助贫户，并设立“纳业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在一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公众提出了公民应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因为真正自由的人，必须有基本的经济保障。罗斯福提出的这一自由，意味着摆脱贫穷不再是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人们免于贫困的责任。
——《大国崛起》
材料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我们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个成就，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摘自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为使“人们免于贫困”罗斯福新政采取了哪些措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和现实意义。
材料一 周代开始，中央政府经常派出使者“分行四方，延问疾苦”，以便及时“赈济百姓”。汉代各级政府与扶贫相关的财政事权就包括了收养孤儿、贩恤鳏寡、救疾医病、放赈救灾、助贷贫民、协助生产等十多项。汉代限民田，曹魏屯田制，北魏隋唐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则对农民生产提供帮助，如大兴水利、提供种子农具的贷款、编制农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独孤园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中唐时，刘晏强调国家赈济要适当：“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阕则复重敛矣”。唐宋时期，政府针对各种贫弱对象，都设立了专门的救助机构，这些措施为元明清历代所继承，并有新的发展。
——摘编自史卫《古代财政与扶贫》
材料二 最早到达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主要是靠互帮互助来度过难关，移民到达新大陆不久之后很快就效仿英国建立了济贫制度。1929年下半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承担起社会责任。当时的美国总统死抱着“自愿救济”和联邦政府不参与社会救助的信条，未采取任何措施。1933年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并于当年5月签署了《联邦紧急救助法》，标志着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联邦紧急救助署的成立，开辟了公共救助的新纪元。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部法律一改济贫制度下事后救济的做法，将贫困的预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社会救助立法的里程碑。该法案在对待贫困问题上采用了两道防线，即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该法案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者、儿童、妇女、老年退休人员与残疾人纳入公共援助体系，形成了不同类别的社会援助计划。
——摘编自于婷《中美社会救助例度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美国《社会保障法》颁布的意义
中西人文精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各自的文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中西人文精神仍熠熠生辉。
材料一 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主流思想的正统儒学，关注人与社会，关注现实现世。人类一切活动，均以人类自身的存在与人类社会的完善为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只能依赖人类自己。正统儒家否定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依赖、崇拜或信仰，坚持依靠人类自身的智慧与力量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方面，强调从人的本性与特征出发，构建有效的规范体系与管理机制，特别注重在精神引导方面，根据人性的善恶，确定道德的主导作用。
——摘自朱勇《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
材料二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启蒙思潮首倡人文主义，也从此奠定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基本传统。从词源说，Humanism（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源于拉丁语Humanitas（人文的），其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意识形态、等级制度和宗教神学。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把人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出现了天赋人权论，认为人的平等、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被君主制国家剥夺通过暴力革命来夺回它们。人本主义成为为资产阶级革命张目的政治口号。
——摘自王寒松《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
材料三 西方以强调个体价值为特征的人文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同时又引发出若干弊端；中国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传统，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却有可能在经过现代诠释以后，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因此，不能简单对西方人文传统或中国人文传统一味褒此贬彼，而只能将它们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具体分析，并试图在现代生活实践中探索二者统合的可能性。
——摘自冯天瑜《略论中西人文精神》
（1）根据材料一，归纳指出中国古代正统儒学思想中体现人文精神方面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西方人文主义主张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概括中西人文精神的差异。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 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一《民 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 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 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认识与防治的发展，并加以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疫情应对的特点，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如何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成为当时城市治理的重大问题。……在伦敦，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为了改善普通劳动者的住房条件，商人乔治·皮鲍迪和悉尼·沃特姿发起“模范住宅运动”；盖起了成排的大杂院房屋，虽然拥挤但比较卫生，低价出租给劳动者。……1875-1876年，伯明翰通过立法清除贫民窟，(市长）张伯伦下令拆除了17公顷的贫民塞进行开发，这个项目由城市资金承担。……在利物浦，市政会1840年颁布了《关于调整利物浦房屋建筑的条例》，1842年颁布了《利物浦建筑法》，对居民住房和建筑物提出了一些要求。
——摘编自任其怪、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
材料二：1951年以后，英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救助法国民卫生服务法等，进一步完善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福利体系。德国于1957年颁布《农民老年救济法》，开始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1972年建立农民医疗保险体系。法国1952年为农民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60年将医疗保险覆盖到农业从业人员。
——摘编自刘家庆《现代西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思考》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设立了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保障体系。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1960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农业合作社对于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要做到“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的“五保”制度，后来又扩展到保住和保医。1994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确定了“五保”供养赡养的具体规定和内容，从此“五保”制度走向规范化和社会化的道路。
——摘自陆月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与改革》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9世纪英国出现住房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2)根据材料二归纳西方国家二战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农村“五保”制度实施的社会意义。
材料一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教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教助贫户，并设立“纳业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光绪初年以前，民间灾赈几乎都是局限于本地，即由灾区本地的钟富救济本地的贫民。光绪初年，庆西、河南瀑发了历史罕见的大早突，从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79年，历时三年，蔓延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北、安北部、江西东部、四川北部。面对大量涌入的灾民，在西方传教士救济父民的刺激下，江南士绅开始了跨地域的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义赈”活动。李金镛、谢家福等著名的社会济人士，成立协赈公所、赈局等济机构，在山东、苏淞、河南、山西各地开展救济，并在《申报》刊登募捐公告，绘制了《河南奇荒铁泪图》进行宣传，号召全社会参与救济。
——摘编自余《遗失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技济》
（2）依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救助与古代社会助相比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三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根”，对症下药，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者市县乡村五坂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我们坚持分类策，国人因她策，因赏国原因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状贫脱贫，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