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对于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来说，选派专门人员出使外国或常驻外国，不仅是世界大势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加强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加强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清政府囿于体制的限制，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风气未开，“以天朝自居的清政府难以割舍万国来朝、恩赐四方的传统朝贡体制，也不愿放弃以‘不平等’态度对待域外民族所产生的优越感”。因此，一直迟迟未能向国外派驻使臣，直到1875年8月，清政府谕旨任命候补侍郎郭嵩焘为首任驻外公使。这标志着清政府在外交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1877年1月，郭嵩焘到达英国伦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第一次按照国际外交礼仪向英国元首递交国书，第一次开展夫人外交，第一次制订驻外公使章程，开创了中国驻外公使的肇端，在中国外交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郭嵩焘的出使也标志着清政府在中西对抗中，最终服从于西方，接受了西方的使节制度，逐渐被纳入到国际关系的轨道中。
此后，清政府又相继向德国、日本、西班牙、秘鲁、美国等国家派遣公使。在近代国际舞台上，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不畏强权，折冲樽俎，力争国权，维护国家尊严的外交家。1876年，清政府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并相继颁布了与此相关规定，中国的使节制度初具雏形，越来越多的驻外人员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11年清朝灭亡，清政府共在19个国家设立了使馆、分馆，派遣了50余位出使大臣，几百名参赞官、翻译官、随员。这些使馆的建立成为中国观察和了解世界的窗口，派驻的使节也起到沟通中外的桥梁作用。
除了公使馆外，1877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到清亡时，中国驻外领事网已基本形成。晚清在世界各国总共设置了四十五个领事馆，其中总领事馆十三个、领事馆十六个、副领事馆七个、名誉领事馆九个。在地区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六个）、日本（四个）、南洋（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檀香山，十四个）、中北美洲（十一个）等海外华民聚居地区。在海参崴、秘鲁、南非、莫桑比克也分别设有一个领事馆。在欧洲也设立了领事馆，但大都为名誉领事。
——摘编自苏全有主编《近代中国专题研究》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外交制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两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息，成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类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很严，往往必须以国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细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细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助《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刘坤一（1830-1902），湘军宿将，随曾国藩之后，投身洋务外交活动，与李鸿章、张之洞一起成为晚清地方权臣，对晚清洋务外交活动产生过重大影响。1875年9月，授两广总管，次年任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总督地方过程中，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坚持开放，反时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在他意来“中西通好通商，将与天地相始终，即有圣神文武之主起，而内修外攘亦不能闭关绝市”。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对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卸。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例如他在办理教唆防范民教冲突过程中，不是一味弹压，而是注重打击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通晓教案，从建议结，绝不容洋人把持。刘坤一“借夷制夷，合众夷以制夷”的外交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外交现念，也源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充分认识。在他看来，晚清中国国贫民穷，无力与西方各国对抗：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既有合作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最现实的外交策略就是，运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操纵合宜，借夷制夷，才能使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
——陆霞《论刘坤一的洋务外交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外交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晚清地方权臣刘坤一的洋务外交思想。
材料一 “怀柔远人”体现了中国皇帝或君主对待蛮夷居高临下的心态，古代“天下中国观”与“夷夏之辨”是“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传统的天下中国观认为，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以华夏民族为主干的所谓“中国”是宇宙文化的中心；所有的非中国人是未开化的“蛮夷”，中国的统治者理所当然被描述为天下全人类的君主。怀柔须建立在“德治”与“自治”的前提下。作为历代帝王的治术，怀柔的手段不外赐予、和亲、通商、教化等形式，以彰声威。最终目的是以“礼”来“定君臣之分，严夷夏之防”。儒家思想的“怀柔”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的象征，但其影响深远。
——摘编自苟德仪《“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及清朝实践》
材料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订约规定，“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一片面最惠国条款，虽出于英国的主张，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清政府的同意，除强权政治等因素外，就中国而言还由于它符合传统的怀柔之道。……甲午庚辛时期，清政府的利益观念有了新的扩展。如伍廷芳用儒家理论批评西方自私自利，认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互利就应是它们（国与国）每一次交往的基调”。其后，光绪帝谕谓：“立国之道，先富而后可强”“柔远之道，寓于通商，而实富强之本也”。柔远之道已与国家利益和自强相联系，而不是以往的单方面施恩。上述思想，通过阐发和深掘中国传统观念中被忽略的积极意义，并与最惠国待遇的国际惯例结合起来，由此更进一步揭示了相互利益观念的正当性，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中国根据公平正义原则的利益诉求。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对外关系中利益观念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怀柔远人”的基本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怀柔远人”内涵的变化，并加以评析。
材料一 1529年，广州重开市舶贸易，澳门成为中国朝廷允许外国商船停泊的八大海港之一。16世纪中期以来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三条国际贸易航线（如表）。
——（①②_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下册2019年12月第1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丝银之路”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材料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丝银之路”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上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请分析形成1972年建交高峰的国内外因素，并谈谈你对当今中国的外交转型有何建议。
材料
| 时间 | 外交思想 | 主要内容 |
| 19世纪40-50年代 | 剿夷抚夷 | 将英法视为传统的夷狄，先以武力“剿夷”，不敌之后再以议和“抚夷”，以“赏赐”的形式进行的割地赔款则是抚夷的必要手段 |
| 19世纪60-70年代 | 商战抗夷 | “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 |
| 19世纪80-90年代 | 以夷制夷 | 吸收欧洲均势外交思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相互制衡，如联德制法、联英制日、联俄制日 |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与内藤湖南的争议进行评述。（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生存在疯狂仇视它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和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迫使他们走上同我们往来的道路的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
材料二 1922年4月，28个欧洲国家参加的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召开。俄国代表团根据列宁制定的方针，开展外交活动。“俄国代表团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只要欧洲和全世界还处于新的战争威胁之下，任何旨在恢复经济的努力都是徒然的。俄国愿在‘互惠、平等和无条件相互承认’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的贸易界、工业界建立务实的关系。……拥有不可计量的自然资源的欧洲最大的国家俄国，是能够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贡献的。……苏维埃政府决不接受任何奴役性协定。”会议期间，俄国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两国按最惠国原则发展经贸关系，由此创立了和平合作的新型关系。
1924-1925年，英、意、挪、法、日等国先后与苏联建交。1923-1925年，苏联进口的机器和设备增加4倍，重工业物资增长9倍以上。
——摘编自《苏联简史》《苏维埃俄国出席热亚那会议的策略思想》等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苏维埃俄国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外交活动。要求：结构完整，角度全面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国、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史书上，常用“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义为君臣，情为父子”形容这种邦交体制。到明清时，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路线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官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属国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
材料二 1793年，英国派马夏尔尼为特使来华，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开辟商品市场，最终无果。从1842年《南京条约》开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标志着中国近代条约制度的产生，致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幅衰落。随着中外交往增多、西方国际法和近代国际关系准则传入，清朝官员逐渐产生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到光绪年间，他们更明确认识到，“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施之于彼”，注意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清朝“邦交体制”的演变。
材料 清王朝所面临的对外交往事务，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中原王朝，北临强大的俄国，南邻从海上东渐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客观情况的变化，决定了国家机构也必须随之调整，对外交往的事务分别由理藩院和礼部承担。理藩院掌管西南、西北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并负责与俄国的交涉。礼部则负责东渐而来的西方殖民国家事务，以及从东南海路、陆路而来的原中国藩属国事务。在西方殖民势力的强攻之下，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派遣钦差大臣与之议和，传统的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体制被打破。奕䜣、文祥、桂良等人奏请设立总理衙门。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成立。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不但包括办理对外交涉、通商等事，凡与洋务有关者皆归其管理。1875年，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近代中国外交制度中的使节制度出现。1901年，清政府下令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摘编《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马彦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王朝外交机构的演变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清王朝外交机构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