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国家认为进行战争是国家的正当权利。在此基础上，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提出交战规则以及关于战俘待遇、武器使用、除了军事必要外财产不应受到损害等原则。这些原则后来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国际联盟的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为此“各缔约国承担不从事战争的义务”。               

——杨和平《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

材料二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新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中国外交开始重视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方式来解决清政府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不再“以苏划线”、“共同制苏”，而是提出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国、苏联的霸权主义，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改变过去与美国建立针对苏联的“战略关系”，适当拉开距离，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中国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坚守了社会主义阵地，取得了内外工作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吴恩远等著《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一 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明朝政府后，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重新确立了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都须经过明朝的认可与册封，发生王位更替时，新王也须得到明朝的册封，这也被藩属国视作其政权合法性的标志。在这种宗藩关系下，虽然名义上是君臣关系，但实际上对藩属国的内政并不干预，明朝也很少出兵，而仅仅是对篡夺王位者予以道义上的谴责，尽量争取明朝的册封和认可，这也是其寻求合法性与巩固权力所必需的。由此可见，对于这一点，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明朝与藩属国的关系，“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而是“表现出传统的文化主义”。

——摘编自张献忠《略论中华文明没有侵略和称霸的基因》

材料二 美国无疑将变成一个帝国，但并不是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种单纯幅员扩张所形成的帝国，也不是英法等欧洲国家那种建立在直接控制基础上的殖民帝国，要求其商品和影响力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地，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海外领土的直接控制以便节约政治和财政成本。用一句话归纳，作为帝国则是无边界的。这种帝国发展的逻辑正是无孔不入的资本的逻辑。

不论是否有意，美国的海军扩建一开始就不是针对英国海上霸权的，甚至可以说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和英国进行一场海上较量。一些国会议员虽然叫嚷“美国舰队应该主宰大西洋西部和太平洋东部”，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方向完全处于防御态势，其战略构想以默认英国皇家海军对大西洋的控制为前提。这一点是与德国1897年以后海军扩建最大的区别

——摘编自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

材料一   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0年）显得更激烈地敌视北京。美国不仅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顽固地反对它加入联合国。美国推行了一项对中国实施军事包围的政策，其中包括美国在朝鲜、日本、冲绳、台湾、南越、缅甸和泰国等地区保持军事基地。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总统在美国堪萨斯城对世界格局提出了“五个中心”的看法。他认为，美、苏、中、西欧和日本是世界的五个力量中心。美国意识到自己的霸权地位已严重衰落，面对苏联的争霸，美国领导人更产生了紧迫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面执行尼克松主义的一项内容，为了改善在美苏争霸中美国的战略处境，美国开始了接近中国的过程。

——《中国外交史》

材料三   尽管中国人说是尼克松政府急于要求得到北京之行的准许的，但是中国自己的动机却是掩盖不住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周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最坦诚地公开讲述了对美开放的正当理由：竟不含糊地区分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的程度及其对北京安全考虑所产生的影响。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四   据新华网报道：当地时间2015年9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习近平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重要建议，强调要推动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奥巴马表示，两国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在诸多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愿同中方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协调。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国曾长期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但是自从8世纪初之后，呈现日益衰落的趋势，由于沿途气候异常干燥、地形复杂，加之骆驼、马匹运载能力有限，更为严峻的是唐与吐鲁番及西业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剧增。宋朝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政府转而在广州、泉州等12处设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并利用先进技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海上，这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至非洲东海岸。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越过非洲自西而东进入亚洲的新航线后，海上丝绸之路愈加发达。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国古代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基本情况

——摘编自李金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材料三   “一带一路”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在国内方面，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在国际方面，“一带一路”秉待开放包容精神，继承了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吸纳东亚国家开被的区域主义，东边李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其倡议的重点在于：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摘编自新华网《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材料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1943年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同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与英国代表薛穆、黎吉生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美英两国同时撤废在华治外法权。很快，巴西、加拿大、挪威、荷兰、阿根廷等国也先后与中国商订新约，放弃在华特权。

——摘编自胡星斗《民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的历程》等

材料一   一份奏折鸦片战争时，琦善派人探听了一些英国的情况，并据此写了一份奏折上报朝廷，言道：该国王已物故四年，并无子嗣，仅存一女，年未及笄，即为今之国王。该国有大族二十余家，皆其国之权臣，议事另有公所。只须伊等自行商榷，不受约束，揣其词意。或前此粤省烧毁之烟，其中即有各该权臣之物。……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且系年轻弱女，尚待择配，则国非其国，意本不在保兹疆土，而其国权奸之属，只知谋取私利，更不暇计其公家，……故求索不专在通市。

——选自《琦善奏探询英国各情形折》

材料二   1898年，总理各国事务的奕等人在奏开岳州等四处为商埠的奏折中称：“中国自通商以来，关税逐渐加增，……臣等再四筹维计，添设口岸，藉辟利源。”他们援引“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的“通例”，认为“强邻环伺”之际，“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清政府批准同意，并规定自开口岸的管理及司法诉讼权，归中国政府。

据统计，自清末到民初，中国历届政府宣布自开的通商口岸达50处左右。

——摘编自《清末民初自开商埠简论》等

材料三   19-20世纪初中国部分通商口岸分布示意图

材料四   在古代，周边的国家和部族常被视为“藩属”或“夷狄”，需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外事机构。

1844年，清政府按照列强的要求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各国通商事务。

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设立，职务由亲王或军机大臣等兼任。

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成为常设机构。

1912年3月，陆征祥改外务部为“外交部”，并把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

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

材料一17世纪时,伴随着一系列国际法的制定,欧洲国家的君主们不再满足仅仅派遣临时使者与他国保持联系,而是派遣常驻外交使节和外交使团。在此基础上,近代外交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材料二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的关系“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和平运动风起云涌,鼓吹和平裁军。海牙保和会是近代中国参与国际会议及组织的重要初始阶段,1899年、1907年清政府参加两次保和会,签署了一批国际公约。1914年9月,青岛战事开始,中国中立地位到破坏,北京外交部就意识到必须参加战后和会争取发言机会,将山东问题诉诸国际公论,争取得到比较公允的解决方案。

——摘编自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材料一   据《周礼》记载，在两千多年前，官方规定的跪拜礼仪就有九种不同的名目：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但是，这么多种类的跪拜礼仪并不是任何人可以自由选择、任意取之而用的。比方说，“空首”是头不至地的跪拜，最为方便，恭敬程度也就最低，成为君长对臣下的致意之用；头至地立即抬起为“顿首”，恭敬度就高些；而头至地还要稍作停留为“稽首”，恭敬程度最高，用作臣下对君上表达尊敬的礼节等等。在吃饭和喝酒的时候，无论是长辈为其夹菜还是递酒，都要先行跪拜才能品尝。

——摘编自韩鼎赢《传统长幼相见礼仪的终结与现代重建》

材料二   1793 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华，在谒见皇帝的礼仪上被中方要求其像藩属国一样三跪九叩，马戛尔尼表示可以像觐见自己国王那样行礼，这个答复使乾隆断然拒绝接见该使团。后来，马戛尔尼向乾隆施行的礼仪应该就是“长跪请安”的旗礼形式。同治十二年（1873 年），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商定的《觐见礼单》中表明公使的觐见礼仪为五鞠躬。但是“此次觐见的礼仪规定被强调是一次清帝因各国需呈递国书而准许的特殊优待礼节，仅是一次特例而已，各国使臣以后不得援引为惯例，再行渎请”。

1891年，光绪皇帝接见六国公使。据晚清重臣荣庆记载，“总理衙门带使臣一员及翻译一员入，两大臣带引于前，自东门入，去帽一鞠躬，十二步二鞠躬，至主位三鞠躬，呈国书。”此次的觐见没有再像同治十二年一样进行几个月之久的礼仪交涉，而是作为无需商议的惯例来照行了。

——摘编自韩鼎赢《传统长幼相见礼仪的终结与现代重建》

材料三   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去世，6月8日，国务院出台《丧礼大纲》八条，规定“凡官署营舰、海关下半旗，官吏停宴会、缠臂纱……民间辍乐七日，出殡日鸣炮百一响，京校辍课”。经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商议后，决定葬礼“参酌中外典章”，中国礼典方面“只可酌采皇帝葬礼斟酌损益”，“其外国礼典则拟搜集德、美两国大总统国及各国元首之国葬礼互相参酌而成”。对此社会舆论极为愤懑，有人认为袁世凯“几如大行皇帝之丧礼”，诚为“民国之怪现象”。有人告诫议定袁氏丧仪诸人“勿忘项城（袁世凯）之死非于洪宪元年”，而是“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将来“引项城灵柩出新华门者”，乃是“两行五色灿烂之共和国旗”。

——摘编自李斯涵《民国第一部〈国葬法〉的颁行与民初丧葬礼仪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