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材料一   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明朝外事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主要由礼部主客司管理、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设立行人司、洪武十三年明太祖设立行人司，职专奉节奉使之事。尽管礼部主客司是总管外事的机构、但是其他机构仍然是各司其职、互不统属、由于财物最终送交内府掌管、也给宦官参与出使提供了可能，因而出访外交使节主要有三类：朝臣、行人、宦官。明朝外交使节的选拔是非常慎重的，在程序上、一般是由礼部先拟定大政的名单、然后按照仪制或惯例向皇常提出奏议、并推荐人选，通过朝臣的商议，最终由皇常来确定人选、并择日出使。

——摘编自滕淋《明朝外交使节》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大量进驻北京，清政府同西方的交往日益增加。由于对国际形势的无知、给中国对外交往带来了种种弊端、派遣使节加强对西方的了解，已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清政府派驻的对外使节分为五类：观光性使节、屈辱性使节、常驻性使节、礼仪性使节、考察性使节。清政府在遴选使节时、最初只是要求使节才识兼备、洞悉夷情即可，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逐渐要求使节还得拥有一定外交专业技能。那些士大夫和熟悉西方的洋务人员成为清政府遴选使节的重要来源、置学堂、建机构、游历见习、留学成为清政府培养外交使节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张勇《晚清外交使节的遴选》

材料一新中国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党、兄弟国家互动频繁，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很少发生官方联系，意识形态亲疏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标准。中苏两党的关系带动两国关系发展，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援建。除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外，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互动频繁，与非洲国家往来密切。不管是中国周边安全，还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都得到了实现。新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围绕经济建设展开，党际关系服务经济目标。一切对外工作围绕国家利益展开。这一时期，政党外交中意识形态以服务国家利益为目标，二者呈现出正向关系。

材料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巨大转变中，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历史，总结其中历史经验教训，对夯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构建、推进新时期政党外交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胜刚《新中国政党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研究》

材料一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终结。此后，法国国内掀起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但是当时法国内阁仍屈从美国意志，不敢单独承认中国。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法国方面不断有人呼吁承认中国，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横亘着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另一个是台湾问题。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力图阻止中国和法国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这使得中法在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印度支那事务的干涉越来越深，再次与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矛盾。1963年，毛泽东多次强调争取“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释他的中间地带思想。此时中国政府重视戴高乐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最后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中法建交联合公报》。

——摘编自翟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伴随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对外交策略的制定，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三条外交脉络——生存、富强、和谐。中国外交70多年来，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国际交往日益密切，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国际战略也随之丰富和发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是中国国际战略确立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方针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任务。在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了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就必须制定一个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外交政策和执行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外交策略。

——摘编自刘霏《新中国外交政策：发展、成就及经验》

材料一   作为中国古代的国际秩序模式，朝贡关系虽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但奉行王道德行，追求和平主义，构筑了以中国为中心、不对等的特殊国家关系。它被视作“松散的政治联盟”，不过“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朝贡关系亦是不合时宜的国际秩序模式，其各种理念和规则不无局限和弊端，尤其是妄自尊大的“天下共主”理念和跪拜等仪礼，有悖近代平等原则。但其中又包含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和规则，体现了中国的“自克”、“仁恕”等理念，就当今世界而言，这些理念仍具借鉴意义。

材料二   条约关系是以不平等和强权政治为内核构筑的国际秩序，但同时又带来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和新观念，包括近代交往方式和国际法中某些进步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朝贡体系的缺陷，刺激中国了解和走向世界。清王朝渐次摒弃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改变朝贡关系不对等的交往形式，认识和建立近代交往之道及其外交体制；同时在客观上促使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产生和形成，知悉与接受国际法中的积极内容，逐步从中汲取维护国家权益和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要素。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