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两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息，成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类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很严，往往必须以国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细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细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助《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刘坤一（1830-1902），湘军宿将，随曾国藩之后，投身洋务外交活动，与李鸿章、张之洞一起成为晚清地方权臣，对晚清洋务外交活动产生过重大影响。1875年9月，授两广总管，次年任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总督地方过程中，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坚持开放，反时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在他意来“中西通好通商，将与天地相始终，即有圣神文武之主起，而内修外攘亦不能闭关绝市”。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对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卸。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例如他在办理教唆防范民教冲突过程中，不是一味弹压，而是注重打击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通晓教案，从建议结，绝不容洋人把持。刘坤一“借夷制夷，合众夷以制夷”的外交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外交现念，也源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充分认识。在他看来，晚清中国国贫民穷，无力与西方各国对抗：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既有合作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最现实的外交策略就是，运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操纵合宜，借夷制夷，才能使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

——陆霞《论刘坤一的洋务外交思想》

4 . 下图为汉代外来词来源分布图（单位：个）。据图可得出的结论是，汉代(     )

材料　　中历，又称“阴历”、“农历”，是中华文明的一大象征。过去的东亚汉文化圈以农耕文明为主，传统的中历既表现月亮的阴晴圆缺，又反映太阳的四时变化，是非常适合东亚社会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一用就是两三千年。

中历过去在东亚的通用，还具有国际秩序的象征意义。“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同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也曾以颁赐历法来宣示对天下的控制。在朝贡－册封体制之下，通用或部分通用中国历法，是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象征。

使用统一的中历历法，曾经是东亚汉文化圈的传统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东亚人民依中历来生活、生产，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生日，无不以中历来记载。可以说，中历作为一种时间坐标系统，其影响已渗透到东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进入近代以后，东亚各国纷纷“脱亚入欧”（实是“脱中入西”），其标志之一，便是弃中历而改用西历。西历就是西洋历法，又称“阳历”、“公历”。西历是太阳历，只反映太阳变化，不反映月亮变化。从1873年日本率先改用西历，1896年朝鲜半岛开始使用西历，到1912年中国本土最终改用西历，短短四十年间，东亚各国完成了从中历到西历的转变，但在民间和民俗的层面上，中历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摘选自《新民晚报》2010．4．11 《中国岁时文化在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