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时间 | 外交思想 | 主要内容 |
19世纪40-50年代 | 剿夷抚夷 | 将英法视为传统的夷狄,先以武力“剿夷”,不敌之后再以议和“抚夷”,以“赏赐”的形式进行的割地赔款则是抚夷的必要手段 |
19世纪60-70年代 | 商战抗夷 | “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 |
19世纪80-90年代 | 以夷制夷 | 吸收欧洲均势外交思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相互制衡,如联德制法、联英制日、联俄制日 |
材料一 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国家认为进行战争是国家的正当权利。在此基础上,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提出交战规则以及关于战俘待遇、武器使用、除了军事必要外财产不应受到损害等原则。这些原则后来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国际联盟的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为此“各缔约国承担不从事战争的义务”。
——杨和平《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
材料二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新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中国外交开始重视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方式来解决清政府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不再“以苏划线”、“共同制苏”,而是提出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国、苏联的霸权主义,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改变过去与美国建立针对苏联的“战略关系”,适当拉开距离,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中国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坚守了社会主义阵地,取得了内外工作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吴恩远等著《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国际联盟盟约》对战争的态度?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政府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政策的内涵,归纳这一政策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说明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A.放弃了闭关锁国政策 | B.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 |
C.具备了近代外交意识 | D.与各国的宗藩关系瓦解 |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与内藤湖南的争议进行评述。(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
A.列强侵略导致中国领海缩小 | B.民族危局冲击中国传统认知 |
C.政局更替影响词语含义变迁 | D.清廷基本沿袭传统夷夏观念 |
A.领事裁判权 | B.关税自主权 | C.内河航运权 | D.五口通商权 |
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1)据材料分别概括两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因,并简析其意义。
A.被迫向西方侵略势力妥协 | B.传统夷夏观念受到冲击 |
C.注重运用国际法维护主权 | D.初步建立近代外交体系 |
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迸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史学对世界的认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以来中国史学对世界认识的变化,并概括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