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表2清末新政时期部分商务法规、章程内容
| 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 | 商务繁富之区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达稍次之地则设商务 分会。 |
| 商人通例(1904年) | 肯定商人的地位，规定享有的权利和应遵循的通行规则等。 |
| 公司律(1904年) | 规定公司的创办程序、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商办公司与 官办公司、官商合办公司“享一体保护之利益”。 |
| 奖给商勋章程(1906年) | 凡制造新式机器者，奖以三等至一等商勋，赏加四品至二 品顶戴。 |
| 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1907年) | 凡集股创办企业的华商，根据资本额多少，可分别获一、 二、三等子爵和三品卿、四品卿爵赏。 |
——摘编自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等
（1）根据材料，概括清末新政在振兴商务方面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材料中的法规、章程对传统商业的突破性意义。
材料 甲午战后，外国列强争相在中国攫取势力范围，并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强租港湾，强索铁路修筑、矿山开采等一系列垄断性特权。
1898年4月，总理衙门奏请开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为通商口岸，这是中国第一批自开商埠。同年8月，清廷又颁发“广开口岸”上谕：“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后北洋大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等于1904年春奏请将山东济南、潍县、周村一并自行开为商埠。
济南开埠后，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商贸中心”。据统计，1927年，济南城关及商埠两地区的商户已达6700家。1904年，电影传入济南，一名德国人在济南经三纬二路建立了济南历史上第一家电影院——“小广寒”。这一年，自行车在济南销量大增。济南成为清末城市“自我发展”的一个典范。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等
（1）根据材料并结仓所学知说概括清末中国自开商埠的基本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中国自开商埠的历史影响。
材料 清末新政在教育和军队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具有相当数量的新型人才，加上改革中得到加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三股新的社会力量。清政府原来设想新政改革能够同化他们，使之成为巩固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但是，这三股力量却成了清政府的对立面。清政府专制政体在它拥有足够充分、集中的权威时，不仅没有很好地运用其权威力量来正确解决民族危机和内政危机，反而镇压了戊戌变法，从而使其权威的合法性大大受损，对社会各阶层的吸引力减弱。另外，清政府因为完全是被动的、犹豫再三才推行新政，所以推行新政后既不能吸收他们，也不能控制他们。正是在新政改革中催生的这三大社会力量成为埋葬清王朝的掘墓人。
——摘编自马克壵主编《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指出清末新政时期产生的“三股新的社会力量”，并说明其没有“成为巩固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三大社会力量是如何成为“埋葬清王朝的掘墓人的。
材料一 自法家提出“法令由一统”的学说以来，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凌驾于法权之上。黄宗羲将这种专制主义的法律形式称为“一家之法”。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强调皇帝和贵族都应遵守国家公布的法律，受法律的约束，以防止皇帝随意破坏国家的法制。为此，唐朝统治者制定了许多措施，对以皇帝为首的行政权加以制约。在唐朝皇帝和官吏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君臣应共同遵守“天下之法”的观念，这也为解决皇权和法权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为司法官员审理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摘编自郑显文《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材料二1906年9月2日颁布的中央官制改革上谕规定：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这24个字意味着中央司法机关要由传统集权体制下的职能混合模式向“分权”体制下职能单一的模式转化。据此，都察院退出司法领域，司法权被划分为司法行政权与司法审判权，集中由法部与大理院行使，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模式为之一变。
——摘编自张从容《晚清中央司法机关的近代转型》
材料三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根据宪法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将审判独立确定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韩大元《论1954年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天下之法“提出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司法机构改革的主客观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五四宪法“的进步性。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认为人天生是自私的、是趋利避害的、施仁政在过去可能有效，但现在必须用严格的法律和官僚机构的有力惩罚来进行统治。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以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完全消除兽欲，即使是最好的人了难免在执政时因情感而引起偏差。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的体现。
——《历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材料三 追溯中国宪政史，往往要寻自清末立宪。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1912年3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昙花一现的《临时约法》与其后接二连三的立宪丑剧和骗局，使得近代中国宪政的命运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苗连营《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1）根据材料一，比较韩非子和亚里士多德两者观点的异同。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宪法性文件及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宪政道路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由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等
材料二 清末，时人认为“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大致按行政区划分城镇和乡两级，设立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互选充任。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的变化，并说明乡约制度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1901年7月，在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之疏的第一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四条重大举措：一为设文武学堂，二为酌改文科，三为停罢武科，四为奖励游学。……1904年1月，朝廷正式颁布张之洞及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所厘定之学堂章程，明确宣布十年三科内减尽科举名额。
材料二 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学务大臣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六人一起奏请立停科举，获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选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废除科举的特点及其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革的意义。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般地说，改良与改革是社会进化的常态机制。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在多数情况下是以社会改革形式完成的。当社会其他方面调整速度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变化时，当社会出现新的阶级力量，而社会原有的政治和统治形式却因为拒绝改革保持不变或改革不得当时，往往会在社会变革中急速形成变数，并发展成巨大的反对力量，这股反对力量往往同社会的其他被统治阶级联合或采取其他的合作形式，反对拒绝革新进步的统治阶级。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越尖锐，反对与保守的力量越强大，其冲突就越尖锐。矛盾斗争就往往转化为革命。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关于改革或革命的观点，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10 . 材料一 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1893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1910年）
材料二 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精英开始多元化了。不再往国家流动，而是流落到民间，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1905年后出现了疏离。在某种意义上，清政府是毁在废科举上。说得绝对一点，不废科举，何来“辛亥”？没有“（19）05”，何来“（19）11”？科举的废除还造成一个后果，民国找不到使得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整合方式，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胜利乃是地方士绅的胜利，中央不再能控制全国。此外，科举废除后，这套比较具有公平性的选官制度没有找到替代品，结果吏治大坏，任人唯亲、派系政治等泛滥成灾。所以科举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比辛亥革命更重要，它倒是一场真正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2005年许纪霖在“科举废除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的利弊。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科举制的废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