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五代以来，战乱频仍，官学普遍废弛。 北宋初年，朝廷仍然忙于统一战争，没有余力兴办教育。士子如欲求学问道，多依靠私人教育。下表是据各种地方志统计的各省新建书院数量：

——摘编自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

材料二清末学堂在横向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普通的大学堂（含分科大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二是优级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三是专习专科知识的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和初等出中等学堂。除此之外，还有进士馆、仕学馆和蒙养院等。从纵向上看，可分为五级：初级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1901年清廷颁行了《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由学堂考试合格之毕业生，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出身奖励。1903 年张之洞等人遵旨重订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学堂毕业生选官的基本原则。科举被停废后，学堂选官制度遂成为清末选官的“正途”。

——摘编自刘为勇《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

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迸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融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刑无等级之类的观念虽有偶然提出但站不住脚。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法”，就是情理法。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濡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义”等来评断一个人言行的非法与否罪恶轻重，而不是依据朝廷的法律去评断。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的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当作了政治的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俞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02年清廷下诏修订法律，一些野蛮的条文被除去，从法的理念上认同人的基本权利，满汉不同法也被取消，近现代法律精神逐渐为世人所认同。清廷同时开始了国际法、民法、商法等新法的修订。在法律转型过程中，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法理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成立中国法学会，发行法学会杂志，设立了法律学堂，专门培养近代法律人才。它也反过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中华法系进行思考，最为著名的当属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在清廷修订律令时，沈家本参考了中华法系中一些合理的东西，使法律转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法律转型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物权、债权、法人等新的概念深入了社会生活，过去的书吏、幕友等日渐消失，讼师也被新兴的律师所取代，这些变化不可抗拒，又悄悄地改变着民众的生活，改变着社会结构。

——摘编自熊英   王刚《近代中国法律转型问题浅论》

材料一   第259条如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犯罪，该犯之本国未与中国订立条约，或未遣领事官驻扎者，该犯由中国公堂拘拿，审讯得实，即按中律治罪。

第260条前条所知之外国人，在中国欠债且被中国人控告者，中国公堂有审判此等案件之权。

——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使北洋政府收回了德、俄在天津、汉口的租界，战后，德、奥、匈、苏取消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北洋政府先后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中提出裁撤领事裁判权，但未成功。国民党一大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1927年，北伐军占领长江流域，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被国民政府收回。

材料三   1928年7月9日，国民政府宣布“在外华人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及中国法院之管辖……1930年1月1日起生效”，并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等法律，为废除领事裁判权做准备，遭到各国推诿后计划延期至1932年元旦执行，又因日本侵华而告中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宣布废止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华特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宣布英、美撤废在华领事裁判权与在华租界，但中国不得取消或追究其在华不动产权利，其后其他国家纷纷签订类似条约。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

材料   庚子之变后，国人无论朝野咸知非变法不足以自存。到1903年，君主立宪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内知识界和留学生中勃兴起来。1905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督抚和出使各国大臣的奏请也是立宪运动蓬勃的原因。最终，清政府也不得不做出改革政体的姿态。

清廷预备立宪之措施梗概为：1906年7月，清廷下诏仿行宪政，以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入手。1907年8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察馆。9月，清廷成立制宪局，筹备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命令成立省、州、县各议会。1908年8月清廷颁布“宪法大纲”，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只是议会可与商议，但不决定政府的决策。后清廷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改于1913年召开议院。

——摘编自王富聪《清末新政时期统治者内部对立宪政体的接受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