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4年,商部开始劝办商会,此后商会数量不断增加。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引导下,商会是被动充当现代化动力的。1914年全国各商会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宣告全国商联会成立,资产阶级走到了国家政府的前面。他们不仅大力从事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工商实业活动,而且积极参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便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摘编自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商会兴起的国内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比较商联会成立前后资产阶级作为“现代化动力”的不同状态。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导致状态发生变化的国内外政治局势。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悠久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体系。……由于监察主要以官为对象，因此在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以后，监察制度才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几属立法、人事、行政、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礼仪、祭祀等均纳入监察的职掌范围。正是由于监察机关对国家的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历代统治者均极为重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典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代中国监察制度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光绪十八年（1892年），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创办“洋务学堂”，“考选学生正副额各二十人”入学，“其课程外国文外，增设科学，而以英语、数学为主科。……从1901年到辛亥革命前，重庆已建有小学堂24所。这些小学堂分为官立和私立两类，以官立居多。官立小学主要有后列几所。巴县高等小学堂，知县霍勒炜于1903年改渝郡书院而成，设于在来龙巷的书院原址。长寿知县唐我圻于1904年倡建了林庄高等小学堂（初名林庄学堂）。1905年，江津知县龚承云改聚奎书院，倡办了聚奎两等小学堂。私立小学堂主要有巴县人许荣龙、曾纪瑞于1901年捐资创办于道冠井的开智小学堂；1907年由重庆回民创设于清真西寺的私立西寺公小学堂。
材料二 “七七事变”后仅一年间，战前的108所高校就有91所不同程度地遭到日寇的轰炸破坏，其中被全毁的有10所。于是幸存的高校陆续向内地迁移，到1944年，迁入重庆地区的高校共计31所，大约是内迁高校的1/2。这31所高校中，计有大学9所、大学研究所1所、独立学院10所，居于全国之冠。当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四坝”即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成都华西坝中，前三坝皆位于重庆。
——摘编自周勇主编《重庆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重庆近代新式学堂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重庆带来的影响。
材料清末，随着统治危机加深，清政府开始了选官制度的变革。1901年，清政府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由学堂考试合格毕业生，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出身；殿试后“酌加擢用，优予官阶”。1903年，清政府拟定《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对录用留学生的办法做了详细的规定。之后，学部确定每年八月为留学生考试月份，考试的结果分为三等，最优等者被给予进士出身，优等、中等者被给予举人出身。1905年，清廷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908年7月22日，为了规范咨议局职权和议员选举，清政府批准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次年9月，又颁布了《资政院章程》，规定资政院议员分为钦定议员与民选议员，钦定议员主要由具备一定身份或者条件的人担任。尽管这些举措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最终停止，但却为后来的民主政治做了一些铺垫。
——摘编自许卓《试论清末选官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选官制度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清末选官制度改革。
材料一 北宋《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乡人相约，勉为小善”。《吕氏乡约》的宗旨在于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氏乡约》要求乡民按照“长幼有序”原则遵守相关礼仪规定，列举了酗酒、赌博、斗殴、失信、造谣等不良行为，制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吕氏乡约》规定“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乡约乃私人之自由组织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经济教育诸要务，均在合作范围之外。衡以近代之标准，实非完备之自治。”
——选编自侯少龙《传统乡约与古代乡村治理研究》等
材料二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治安问题，除了依靠保甲制度监督外，主要是依靠作为州县官助手的衙役来维系。地方官可以雇佣比编制多得多的“白役”以供驱使，“白役”事权重叠，以维持治安为主的街役常被交予催收钱粮等杂务。清末，政府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巡警部。（后设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专门负责警察队伍的创建与管理。警察按。照等级对应享有相应的薪酬。对所辖警察的言行有详密的规范制约，并以《章程》的形式明文规定。地方的警务系统设立和维持的经费由中央向地方财政过渡。清末警制改革有一定成绩，但所需经费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对民众的盘剥，加剧了国家与基层的直接冲突。
——摘编自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
（1）根据材料一，归纳传统乡约制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要方式及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警察制度相对于传统衙役的特点，并简析清末警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唐宋等汉地王朝治理边疆，实行的都是羁縻政策。边疆部落首领既接受朝廷的州县官爵印信，又保持原有的称号、辖境和权力，自理内部事务。蒙元王朝在边疆范围内设置的政区主要是：宣政院、行省、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如在岭北、东北和西北，行省及宣慰司是直接治理边疆的主要官府形式。在西南，除云南设行省和宣政院主管吐蕃外，主要是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官”设置。明清两代大抵沿袭此项重要政策。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
材料二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羁縻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1762年，乾隆皇帝在统一了天山南北路以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在行政体制方面，清政府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实行州县制，其行政、司法、税收等制度均同于内地各省。在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实行“札萨克制”“伯克制”，册封或任命各族首领，由他们对本地区本民族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仍按旧俗。近代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调整，1884年11月，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新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取消原为伯克、阿訇所掌握的司法权，各级官府把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作为重要职责，实力推行。1885年，孤悬东海的台湾继之建省，1907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设行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分析古代边疆治理的影响。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时期边疆治理制度的变化，并说明其时代意义。
材料 为切实推行新制于各省，清廷于1905年10月颁布诏令，称“巡警关系紧要，迭经谕令京师及各省一体举办自应专设衡门，以资统率，著即设立巡警部”。巡警部由是成立。巡警部内部设置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左右臣各一人，左右参议亦各一人，再下置五司一厅十六科，办理各项有关事务。此外，还接收了京师内外城工巡局，并将之改为内外城巡警总厅，连同内外城预审厅、路工局、巡警学堂、习艺所、教养局、消防队、稽查处等，作为该部的附属机构。该部“大小相杂，事权相属，各专责成，相当完密”。所掌职权也可谓相当庞大，“举凡全国的警政、保安、风俗、交通、户籍、卫生、消防、营业管理、市区的自来水、电话、医学学堂巡警学堂、警官的运用与考核等均归其监督，指导或管辖。甚至京城内外的司法案件也归该部所属的预审厅来办理”。
——摘编自刘锦涛《清末创建巡警部述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巡警部设立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巡警部设立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中华法制文明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已使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秦汉时期，律成为统一法典的主要形式。西汉时期形成的汉律，沿用近400年。隋初，《开皇律》废除了前代刑罚中的鞭刑、枭首等“苛惨之法”。在继承汉魏以来法制经验基础上，唐高宗永徽年间撰成《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它明确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规定刑罚定罪，不以小过而滥行诛杀，其用刑在教人以善；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内容涉及职制、户婚、贼盗、斗讼等各方面，而对涉及民间田土钱债的民事行为视为细事。唐之后，历代律典多以唐律为蓝本。中华法系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等
材料二 1902年，清廷设立修订法律馆，着手编纂近代法典。从1904年至1911年，在沈家本等人的主持下，以“折中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宗旨，初步制定了数十部法律文本，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等多部法律。刑律的修订，抛弃了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的刑罚原则、刑法制度和理论，如正当防卫、罪刑法定、缓刑制度。其中对于犯“十恶”等罪的规定仍被保留下来。同时，清政府开始法政官制的改革，规定大理院“专掌审判”，不受行政衙门干涉。1902年开始的修律与司法改革，遭到不少礼教派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在革命的枪声中被终止。
——摘编自严泉《晚清中国——告别“万历十五年”式的传统儒家道德治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清末法律改革。
材料一 东晋南朝以来，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皇权主要依靠士族支持，以致皇权极不稳定。隋朝建立后，为了防止“关陇集团”等士族势力过分强大，实行了“偃武修文”的政策，通过文学、才能等治理国家的专门文化知识，选拔青年才俊参与新政权的管理。唐初科举考试限制浊吏、商贾子弟应举，但中晚唐的这种限制逐渐被打破。唐代按照诸府州文化程度、人口数量等因素分配各府州的解额，以照顾边远落后地区举子参加科考。
——摘编自金滢坤《科举制度创建对选官制度变革的影响》
材料二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的传统文人群体，“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士绅阶层遇上了从未有过的无比严重的生存危机。他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不需要依附统治阶级，开始自觉地、主动地参与社会。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热潮的出现，大量新式知识分子崛起。同时，科举的废止，使一部分无钱无势的知识分子改而投笔从戎。进入20世纪初年后，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秀才从军热，大批有文化的青年涌入新军。
——摘编自王莹莹《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科举制度的特点，并作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废除科举制产生的影响。
材料 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等商议的会奏变法折稿《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上奏朝廷。第二折关于政治改革，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一）就用人而言，要不计“资格”，重用有真才实学的“英俊”之才。主张变通吏部的选官制度。州县地方官的补选，应先分发到省试用，以便根据其实际才能补缺，而不再依据资历。
（二）将胥吏“一律裁汰，改用委员”，以“永除要官朘民之弊”；用警察取代差役，“则差役之害可以永远革除”。主张“重禄以养其廉”，即用高薪养廉的办法，防止官吏贪污腐化，以维持政治的正常运作。
（三）参照西方的司法制度，提出九条改革措施，前四条关于诉讼程序问题，主张在办案中严禁勒索讼费。后五条关于罪犯管理问题，主张改造监狱，改善罪犯的生活环境。
（四）绿营之无用，在晚清已为有识之士之共识，裁汰势所必然。具体办法是，每年裁1／20，用20年裁完；并用裁汰绿营省出之饷，养缉勇，设警察，以维持地方治安。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会奏变法折稿关于政治改革的目的及其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会奏变法折稿的政治改革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