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初等教育法”，重申国家对教育的补助和监督，在各学区设立国民学校（小学），承认教会学校为国家教育机关之一种，但要求学校中的世俗科目与宗教分离。1880年英国政府规定初等教育为强制教育。到1891年，开始实现初等教育免费的规定。至此，英国初等教育制度基本形成并为国家所控制。初等教育一般为6年，也有8年和9年。6年的毕业可进高小；8年的毕业可进职业学校、师范学校。

——摘自周愚文《英国教育史》等

材料二   1903年，清政府命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拟定学堂章程并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根据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几个阶段的划分，对学校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堂管理作出明确规定，使教育体系更加完备。“癸卯学制”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教育早期现代化并落到实处的法定学制，在全国制度、人事、机构建设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王萍《“癸卯学制”与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

材料一   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 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材料一   十九世纪，英国在一些大的部门，在大臣以下，先后设立了政务次官和常务次官，辅佐大臣在内阁的政务和部内事务。这样，英国政府机构里的官员逐渐分成了两类：政务官和文官。各部门的大臣、国务大臣、政务次官等少数官员是政务官，他们参加议会的活动，参与制定政策，与内阁共进退。常务次官以下的广大政府官员组成文官队伍，他们负责执行政策，是常任官员，其去留不受政潮的影响。法律规定：录用文官要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文官不得兼为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政治活动。

——摘编自程西筠《由恩赐官职到择优录士－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

材料二   孙中山提出“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官吏既为人民之公仆，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孙中山认为只有经过公开竞争、择优录用的考试制度才能选拔出高素质的官员。政府官员掌握公共权力资源，应该遵从人民的意志行使职权。为防止官员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孙中山主张应当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只有人民拥有监督的权力，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

——摘编自李俊清《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