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07年，怀特布雷特向议会提交用公款资助建立国民教育的提案，虽然该提案未获通过，但却推动了自愿为国家提供普及初等教育社团的建立。1830年，辉格党上台，贵族被迫与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分享权力。1832年，议会改革议案扩大了选举权。1833年，在舆论压力下，议会终于通过2万英镑的教育拨款，1839年该项拨款增至3万英镑，并成立了“枢密院教育委员会”-英国第一个国家监督和管理教育的机构。1858年，教育委员会设立教育行政部，加强对民众教育的管理。1862年，议会通过教育修正案，教育投入被纳入正常的以征税为保障的立法轨道。1880年，英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法。

——摘编自谢天冰《试论英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二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七八十年代，洋务教育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有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甲午战争后，清朝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学堂逐渐走向系统化。这一时期，清朝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学堂的门类更加广泛。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近代教育趋向系统化。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材料一   据《礼记》载，西周“大夫七十而致事（仕）”。秦汉以降，官吏可以通过见功与赏、因能授官而入仕，告老还乡、因病乞退的致仕制度也逐渐发展起来。唐时已有“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等规定。明洪武十三年诏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依清制，凡文官六十岁令致仕；武官则官职愈低，致仕愈早。综观历朝，官员愤而致仕者有之，退而复用者有之，圣意强留者有之，贪墨恋栈者亦有之。

——摘编自沈星棣《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

材料二 民国时期，从北京政府的《文官恤金令》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吏恤金条例》《公务员退休法》等，公务员退休的相关法规条例陆续出台。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公布《学校职教员养老金及恤金条例》；1944年，为解决覆盖面过小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修正并颁布《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然而，民国时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经济的衰败也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退休金常难以兑现。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退休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使用于过去有退休金的机关，铁路、海关、邮局等单位的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退休制度由此发轫。

——摘编自柯龙山《民国时期公务员退休制度探略》等

材料一   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明太祖认为京师及府、州、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所以诏谕全国，命有司仿古家塾、党痒（学校）之制，更立社学（学堂由乡社自行筹建），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命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者勿强。

——摘编自曹大为等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19世纪末，在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湘报》等报上，有不少提倡教育救国的文章。甚至一些趋新的封建官僚，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也在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和兴办新式教育。20世纪初，不仅改良派、立宪派继续鼓吹，而且一些革命派也在积极呼吁。1901年，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开宗明义地宣称：“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此类言论，在当时各种报刊上比比皆是，由此而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勃发奔涌。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邓小平复出主管科教事业后，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注视着新科技革命的进展，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   唐代部分武官入仕简表

——摘编自《旧唐书》《新唐书》

材料二   从留学生当中遴选官吏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1901年上谕称：留学生“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洋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均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1908年奏行《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提出“东西国之医科、工科、格致科、农科大学毕业生及各项高等实业学堂毕业者，往往以科学见长，不工文字。此项学生准其仅作科学论说一篇，不必兼作经义”。1909年，规定对留日归来的学生须加试日文，以资甄别。

——摘编自荆月新《清末留学生选官制度的机制创新及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