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时期的士是等级制度中贵族的最后一个等级，需要在官学中学习“六艺”等文武知识与才学。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崛起，以知识与才学为各诸侯国所重视；士的来源广泛，私学成为“士”的教育主要途径，士在各诸侯国中担任各种官职有带兵作战、有纵横外交、有担任一国之相和各级行政、有从事教育的，士的派别也非常之多。
材料二 经历两汉，“士”成为儒学之士的主要称谓，以学习儒家经典“五经”为主，也重视“御”“射”“求”“数”等六艺中的实际才学，但到魏晋时期，“士”固化为特殊的阶层。隋唐宋元，“士”的来源又逐渐广泛。明清时期，“士”主要指科举达到秀才以上的读书人，所读之书基本以“四书”“五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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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内涵出现重大变化的原因，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士”对当时社会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两汉至明清时期“士”的内涵出现的几次重大变化，并指出这几次变化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出土于甘肃威武的木简有文载：制诏御史曰“高皇帝以来至本二年（公元前72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始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市卖复毋所与。”“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注：汉低级官职），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
——甘肃省博物馆藏文物王杖简
材料二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范晔（南朝）《后汉书·礼仪志》
材料三 丞相故事，四科取士。……及刺史两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举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下，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续汉书·百官志》
(1)比较材料一和材料二在史料价值上的不同。
(2)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汉代治国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材料三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科举制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
——樊树志《国史概要》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制度创新和变革”在政治上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朝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概括科举制与之前选官制度相比，有何不同。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除夏商周时期是以血缘为唯一标准外，其余大部分时期，德与才都是文官选拔标准的主旋律。夏商周三代官吏的选拔范围严格限制在血缘关系之内，他们遵从的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官职高下的“亲贵合一”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国纷纷摒弃以血缘为标准的选拔制度，打破了贵族制人事制度下的等级界限，使一些有才能而出身卑微的人得到重用。隋唐时期，创立了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入宋，工商杂员子弟亦被允许报考，甚至僧侣道士也能应试。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治国关键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国家机关是由大小各种官吏管理运转的。官吏的好坏称职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管理的成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常任文官制，一般只对普通文官即“下级官吏”实行考试，而“委任官”亦即政务官则通过直接选举或委任制产生，这具有严重缺陷。实行考试制度，不仅能保证人民选用德才兼备的“专门家”组成国家官吏队伍，且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在孙中山看来，考试是实现平民政治、平等政治的美意良制。考试以其公平性在形式上为无论贫富贵贱的人提供了一个均等机会，特别有助于社会底层成员通过努力读书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改变自己的地位。
——摘编自魏春明《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文官选拔制度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孙中山力主考试选用官员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一个国家文官选拔的因素。
材料一 这一制度创始于商鞅变法之时，当时大约有十几个爵级，爵级上附丽着各种特权，如授予田宅、赎罪减刑等；还可享受多种与平民不同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依商鞅之法，即使出身贫贱，只要斩获一个敌方军官的首级，君主就赐爵一级；斩获两个，君主就赐爵两级，所以关东诸国称秦为“尚首功之国”，按照商鞅的规定，即令是宗室成员，如果没有军功，也要从宗室名籍中除名。
——据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秦朝的迅速灭亡给汉朝提供了教训，专任法治的文吏政治用来巩固政权被认为是不可取的。汉文帝时，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之后不定期举行察举选官活动，到武帝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举孝廉”的一种体制完备的制度。察举制的实行，使大量儒生步入行政管理的活动领域……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治的优良与否取决于执政者道德水平的高低，“好人”们依其德性和权威而进行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一旦有了贤明的君主和一大批的清官，达到天下大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摘编自谷字、房政《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军功爵制体现了哪一学派的治国思想，并说明实行军功爵制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文帝到汉武帝时期察举选官的主要标准，并简析其成因。
材料一 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从一级公士至十七级大良造可以逐级晋升。但是汉代的军功爵制中，分化为官爵和民爵两大等级，一级爵公士至八级爵公乘，称为“民爵”，这是庶民和小吏的爵位，规定赐民爵超过八级爵者，必须把超过的爵位转给兄弟子侄。商鞅之制，小夫（十八级爵制的最低级）死后墓上可以栽一棵树，至大夫就可以载六棵树，这是对低级爵位获得者的一种荣誉待遇，但在汉代爵制中，这种荣誉待遇也被取消了。
材料二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我们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质，世族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若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开放”，带“竞争性”。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所建军功爵制与汉代的军功爵制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第二帝国”在政治结构和选官制度方面与“第一帝国”相比，发生的主要变化。结合材料一，分析选官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材料一 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魏晋时期，门阀政治兴起。中正综合家世与行状，把士人分为九等，以备选用。但中正只有品评权，没有任命权，只是把自己的品评意见提交给政府，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而政府虽有任用权，却必须根据中正的评定来任免官员，不得擅自做主。中正同掌握用人权的政府长官互相牵制，谁也不能擅权，有效防止了私人势力集团的形成。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四 经过唐代的发展，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立起来。这样，士人可以不经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从而纠正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做官大权的状况。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高官员文化素质，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时期的选官制度及其标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武帝时期的选官制度及其标准。
(3)材料三涉及的选官制度是什么?指出该制度设计的意图。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实际弊端。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选官制度的积极影响。
(5)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选拔标准和选拔方式的角度指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趋势。
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影响着中国社会。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之后，复增淳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淳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绝望、不满意）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逐渐）以流竞（流于形式），权门贵仕，请谒繁兴。
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尚书令左雄上书称，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
——《后汉书·左黄周传论》
材料二 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其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东汉察举制出现的问题，并指出尚书令左雄上书的目的。
(2)据史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通过与汉晋时期的选官制度的比较，说明科举制的历史进步性。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土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善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
(1)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察举制的选官原则及东汉察举制的发展表现。
(2)据材料二，归纳唐宋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的积极意义。
(3)据材料三，概括唐宋时期官员考察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