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材料一 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

——《晋书•段灼传》

材料二《唐摭言》载：唐太宗见新科进士自端门鱼贯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材料三 早在16、17世纪，一些来自东方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就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所著述，到19世纪上半叶，大批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著作都认为“它是值得推崇并仿效的”。这对西方文官制度的改革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1853年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制。

材料四 1870年枢密院关于文官制改革的命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这些考试制度及原则与中国古老的科举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摘编自《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文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华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

——《晋书.段灼传》

材料二   《唐摭言》载：唐太宗见新科进士自端门鱼贯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教中矣。”

材料三   纵观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发展趋势，其选拔范围在不断地走向扩大和开放，逐渐由统治阶级内部选拔发展到向全社会开放。隋唐时期，中国再度实现了大一统。创立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使封建政府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各个管理部门。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旨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列，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费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性，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好功夫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西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材料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材料二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则天下治。

材料三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材料四 名王峻其法而严其刑也……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也。

材料五：“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材料六：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私，而抑非一姓之私也。”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已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

——《船山遗书》

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然亦（田与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曰：天地有法乎？ 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道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 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引自（清朝乾嘉时期）洪亮吉《治平篇》

材料一   （976年，宋太祖西巡洛阳，有意迁都于此，甚或迁都长安，并就此与大臣展开了一场讨论）李怀忠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洛阳），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开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晋王亦曰：“迁都未便。”

宋太祖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晋王又曰：“在德不在险。”

宋太祖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摘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材料二   

宋周邦彦《汴都赋》中说“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铃。”《东京梦华录》序中说，东京商业“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东京人口“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材料三   某同学在学习了北宋定都东京的争论和东京城的面貌后，感受到北宋在经济上对南方的依赖，欲进一步探究唐宋以来经济重心的变迁。下表为他所查阅到的唐天宝年间与宋元丰三年全国户口对比。

——整理自傅蓉蓉著《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文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