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一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四邻的夷、蛮、戎、狄等民族被华夏族概称为“夷”。到春秋时期，四夷的势力有增无减，并且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华夏和夷狄虽有冲突，但就种族、血缘而言，则与华夷往往存在联系。以婚姻为例，双方通婚的材料见于史载者颇多，如晋文公之母为戎女，其妻亦为狄女。在长期杂居、邻居的过程中，发达的华夏文明对戎狄蛮夷产生了很大影响，戎狄蛮夷的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曾以蛮自居的楚国也渐不再被视为蛮夷。春秋战国，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广泛的族群，最终到秦以后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分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之外，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均田制、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材料四   1115年冬，“阿骨打用杨朴策，始称皇帝，建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国号大金”。金朝建国后，完颜希尹仿效汉字楷字，合女真语创制女真字，阿骨打“命颁行之”。自大定十一年起，在科举考试中专设女真进士科。女真人在创制、推广本民族文字的同时，积极学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汉文化。金世宗为了让不懂汉文的人学汉文化，命译经所翻译了《易》《书》《论语》《孟子》等，“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

——摘编自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

材料一   “汉高祖……矫秦县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这些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都是“有土之爵”，在其封地上享有两大特权：一是“自置吏”，二是“得赋敛”。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汉武帝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为列侯，而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分别隶属于汉郡。淮南王刘安谋反，“国除为九江郡”；衡山王刘赐谋反，“国除为郡”。又颁布律令，规定王国官员地位低于一般官员，限制人们与诸侯王交游。从此，王国与汉郡无异。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西周时期，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蛮、夷、戎、狄，是以是否接受了或保持着“礼”作为标准，存在着“中国”敌视蛮、夷、戎、狄的现象。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蛮、夷、戎、狄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     “华夏”靠近的趋势，最终在战国时期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摘编自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材料二通过孝文帝改革，北魏“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改革使南北之间的均势逐渐被打破，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而北方民族大交融的实现，又大大淡化了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这就为隋文帝结束隔江对峙奠定了基石。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5 . 史料一   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摘编自《汉书·食货志》

史料二   （汉文帝）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

——摘编自《史记·孝文本纪》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摘编自《汉书·景帝纪》

材料一   汉代与宋代丝绸之路示意图

材料二   综合各种资料基础上对中国人口的估计是：1500年为1.25亿（保守估计为1亿）；1750年为2.7亿（保守估计为2.07亿）；1800年为3.45亿（保守估计为3.15亿）；在17世纪初，出现了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到1800年，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150万人口。

——摘编自弗兰克《白银资本》

材料三   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权则恰恰相反，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对世界形势懵然不知，当葡萄牙人进入澳门时，他们仍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感到这是处于重大转折中的西方殖民力量伸入东方繁荣第一个触角。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未能充分发展，也就不能通过海外贸易而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一   历史上有一制度使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其中包括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也就必然会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王定保《唐摭言》

材料三   宋代也很重视科举考试，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的范围，名额也成倍增长。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

——摘编自《宋朝科举制度》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