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但也陷入了一定的历史困局之中。政治上，“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地方长官以事上为能，“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君主对于地方“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由于任期有限和回避制度，地方长官对地方事务往往疏离，不得不任用当地的胥吏。胥吏们父子相传，谋取私利，造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无异于“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的历史困局与顾炎武的思考》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央地关系进入一个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财政上的包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大增。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分给中央，但同时又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返还制度。同时，地方获得了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向地方下放了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目标，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退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中共中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措施。

——摘编自顾煜《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一   在传统中国，边疆是尚未或者正在驯化中的地方从唐至宋，我们看到了两种边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的实施结果。一种是唐代的藩镇模式。藩镇节度使本来是中央派出的边防统兵官，后来势力膨胀，引发了安史之乱。在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藩镇模式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解决方案是建立了一个极端的分权模式。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二   清朝前期边疆地区的治理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   秦汉“中国一统”，首次以单一式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郡县官僚制管辖编民，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为汉唐文明的辉煌及辐射周边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秩序及演进基础。元明清“华夷一统”囊括中土和塞外，形成了华爽多元的复合共同体。先有自元朝肇始的制度、文化、族群复合式的“华夷混一”，继而是明成祖争夺主导权未果及朝野“华夷一统”说辞连篇累牍，最后是清统治者对“华夷”二字讳莫如深却有了较成熟的“华夷一统”之实。……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小”变“大”，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结构及传统王朝序列等在新时空格局下皆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升华。

——李治安《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