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省六部制是唐代职官设置的整体,三省是对重要最高权力的划分,将以前属于宰相的政府决策执行权分开,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承担。中书、门下两省是以皇帝的名义草拟和颁发诏令,且门下审复的第一个手续就是向皇帝复奏画敕,最后一个手续是用皇帝的宝玺进行“印逢”,就是说其工作运转受到了皇帝的严密控制,其权力完全是皇帝所赋予。在以皇帝和三省为核心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下,政令的具体执行由六部与尚书省具体负责。唐代的六部设置于尚书省之下,分别为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在每个部下面又设置了四个司,这样中央的领导机构为皇帝和三省,重要的执行机构就是六部和二十四司,这些机构统领着全国的行政事务。
——摘编自赵冬云等《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设置及其发展》等
材料二 英国革命是民族国家首次对绝对王权的民主化改造,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创造了君主立宪制这样一个全新的政体。这一创新是在英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开展的,其主要变化是:通过立法,实现了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议会的权力大幅提高形成了对王权的有效约束;在议会内部形成初步的权力分割和制衡机制,这包括两院制的沿袭、政党的分立;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尊重,包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肯定和对人身自由的保护。由此可见,英国革命建立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但其民主化改造有许多不足,尤其是高额财产资格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议会选举之外。革命后的英国国会、自由实际为少数人专享,英国的政体更大程度上处于贵族民主制的水平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三省六部制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君主立宪制相较于唐代三省六部制的主要不同之处,并说明其成因。
材料一 财神信仰形成较迟。主要在民间流行。明朝，从吴中（今江苏扬州）一带开始，形成了每年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不同的地区崇拜的对象不同，导致担任财神爷的角色纷杂，最普遍崇拜的是“正财神”赵公明和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和利市仙官姚少司。另有“文财神”比干和范蠡，关公被人们尊为武财神，“准财神”是刘海蟾，港澳台地区祭祀财帛星君李诡祖。还有的地区把“太白金星”等供奉为财神。这些财神都是公平、正直、忠义之士，自然不会保佑人们去发不义之财。
——摘编自《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财神崇拜》
材料二 15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对铸造货币的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黄金来扩充资本，社会上层需要用黄金来增加收入，购买更多的奢侈品。但当时的西欧黄金严重缺乏。《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流传后，欧洲人一直把东方，包括中国，看成是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欧洲有很多人沉迷于“寻金热”之中，上自国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渴望去东方实现黄金梦。
——摘编自孙梅《关于新航路开辟经济原因的困惑》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财神崇拜和欧洲“寻金热”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财神崇拜”和欧洲“寻金热”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差异及其原因。
材料一 从进入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洋防务就开始停滞不前，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他们在继承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四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摘编自叶赫那拉·煜麟《清朝的海防思想》
材料二 日本侵台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李鸿章在这场国防战略的大讨论中，尖锐地指出：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故他同意加强海防，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这种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疆转移到东南海疆的举措，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转变的开端。
——摘编自孙占元《论清政府筹办海防》
材料三 台湾首抚刘铭传在保卫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海防和海洋军事建设，先后兴办台湾军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等，以解决台地兵器修理和制造的难题，并于台、澎海口要隘之处修筑近代化炮台，配备新式的阿马士敦后膛炮及各种水雷；另一方面则“与敌争利”，从海洋经济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台湾岛。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的同时，先后定购和集资购买了8艘轮船，开办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澎湖、上海、香港之间，有时亦航往吕宋、西贡、新加坡等地。为与列强争夺海洋利权，刘铭传不仅苦心经营台湾航运，而且积极建造台湾铁路，创设台湾邮政局，架设台湾南北陆路电线，敷设从台湾至大陆的海底电缆。从开辟海上运输、海上邮政，到建设台湾铁路、铺设海底电缆。
——何瑜《从台湾问题看清代海权意识的觉醒》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分析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
(2)材料二中李鸿章所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场讨论的背景和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清朝的海权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A．农业生产具有战略意义 | B．商战决定各国争霸成效 |
| C．自然经济保障国家安全 | D．贸易战争有损国际秩序 |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于未央宫，群臣遵其遗诏葬于霸陵，但霸陵的具体位置并不确定。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元代学者骆天骧在《类编长安志》认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个说法一直被后世沿用。但是，2011年考古专家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了其为霸陵的可能。江村大墓在距离凤凰嘴2000米的地方，考古专家发现了该墓平面为“亞”字形大墓。“亞”字形在汉代是顶级配置，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考古专家扩大勘探范围后，发现一道东西长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左右的夯土围墙把江村大墓和汉文帝的窦皇后墓合围在一个大陵园内，两座大墓同处于一陵园内称为“同茔”，一人一墓一坟头称为“异穴”，正好体现出汉代帝后合葬“同茔异穴”的特点。下图：
江村大墓地表无封土，外藏坑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器和铁器数量较少器较小，与史载汉文帝遗诏中所说“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相吻合。铜印章刻有“车府”“器府”“中司空印”等隶书文字，表明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这样的官署、府库大约有100多个，领导这些官署的一定是皇帝级别的墓主人。据此，江村大墓最终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西汉十一座帝陵名位问题全部解决。
——摘编自孙晓波《霸陵之谜：“江村大墓”发掘始末》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江村大墓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的理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汉文帝统治时期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从周平王东迁前后开始，“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蛮夷”地带，随着生产手段的进步，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除了移居中原的，当地的人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华夏”靠近的趋势，结果使得蛮、夷、戎、狄地区自身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而促使这一切的动力，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
——摘编自【日】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二 《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材料三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1)根据材料一，简述东周时期蛮夷戎狄产生华夏认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什么角度进行华夏认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种民族认同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说明唐朝统治阶级是如何加强与周边各族交融的？
| A．华夏认同观念不断强化 | B．国家统一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
| C．民族关系逐渐走向平等 | D．尊宗敬祖的思想被各族认可 |
| A．完善了地方权力组织架构 | B．行省等级规格有所降低 |
| C．实现了对行省的有效监察 | D．行省权力受到中央节制 |
| A．政府放松对社会的控制 | B．门第观念的淡化 |
| C．科举制实现了社会公平 | D．伦理道德的弱化 |
| A．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权的控制 | B．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 C．放松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 D．解决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