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氐、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五胡内迁”加速了各族社会的文明开化，不但各“胡”族大量吸收了汉族的农业文明，而且以自己的草原文明影响着汉人，从而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的现象。当时， 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故对的歧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故时势力，“胜者 为王败者寇”,大批被流放贬逐的“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目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目耳曼人迁徙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五胡内迁”和日耳曼人迁徙共同的积极影响。
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1)归纳史料一、二、三中的历史现象，并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2)结合以上史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冷落，而法家思想备受推崇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的租佃制更为普遍，地主和佃农签订一年或几年的租佃契约，出让土地使用权以收取地租。《宋刑统》和敕令都确认租佃制度，以维护地主的权益。宋律规定，租佃契约到期，租佃关系结束，农民可以另租土地，地主可以另佃；契约未到期，禁止佃户逃离，也不允许地主私自处置佃农，不得随意撤佃；佃户欠租，官府要以强力帮助地主索取。尽管当时佃户的法律地位很低，但与“部曲制”下的部曲（唐以前地主豪强私家的部属、家仆，身份地位比奴婢略高）相比，地位和处境要好一些。
——据《中国古代法制史话》（任继愈主编/李用兵著）
材料二 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个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土地。为迅速分配土地，中农、贫农和雇农应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以劳动力（即在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富农，所得分田数量，等于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人所得的分田数量）为单位，人口为补助去分配”。显然这一分配标准在利益上明显向贫雇农倾斜了，正如《申报》记者陈赓雅在宜黄县棠阴镇观察到的那样，“分田情形，地主无份，富农照劳动能力，授以劣地，贫农佃农雇农等，则计口授以良田。”依照这一标准，贫雇农往往能够分得比地主富农更多更好的土地。
——摘编自李丹利《从土地改革到发展生产：中央苏区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路径研究》
材料三 我国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启的。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当前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是实现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保证，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25日），《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分析宋代租佃制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宋代租佃制与中央苏区土地改革政策的差异。
(3)综合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历史经验。
| 观点一 | 辽金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扩大到辽金统治之下的东北和西北地区，使“中国”的范围不再局限于长城以南 |
| 观点二 | 辽金王朝以“中国”自居则使“中国之民”不再仅代指汉族，也包括在辽金两朝生活的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 |
| 观点三 | “中国”一词不再是区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标记，而是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共有的政治符号，成为统—多民族国家的代名词 |
| A．国家统一民族共生 | B．多元一体国家认同 |
| C．实现汉化民族交融 | D．共处华夏友好和平 |
| A．瓦解了传统的四民观念 | B．有利于明清社会的转型 |
| C．导致社会消费观念更新 | D．致使社会资本投向畸形 |
①以“德”“才”为据选拔人才 ②强调将选官权力收归国君
③重视“仁”“孝”等儒家规训 ④意在推翻东周天子的统治
| A．①② | B．①③④ | C．①③ | D．②③④ |
材料 汉武帝时开通的西北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兴起的重要标志。汉朝时，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兼行海道。除西北丝绸之路外，还有西南丝绸之路和东北丝绸之路。此外，两汉时，与中国开展国际贸易业务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国际贸易足迹远达安息、罗马等国家。唐朝始设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最早出现在海上贸易频繁的广州。宋初设市舶司时，明确规定出海商舶须申领“公凭”，上报引目，这引目相当于今天的进出口货物报税清单。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逐渐萎缩。
---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变化及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以前古代对外贸易的特点。
材料一 阿拉伯人通过将实力雄厚的部落结为联盟，加强了统治。在进行统治时，阿拉伯人并不拘泥于民族，而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把各个民族维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建立了合作机制。这样一来，实现了由通过军事征服的“征服时代”向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时代”转型。……阿拉伯帝国的中心从与地中海相连的地区向与印度洋相连的地区转移，印度洋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同时，阿拉伯帝国的经济活动中心也从干燥的地中海，转移到干燥地带和湿润地带的连接处，并进入将东非、西亚、印度、东南亚、中国南部连在一起的印度洋，阿拉伯帝国转型成为陆地和海洋的大商业帝国。
——摘编自（日）宫崎正胜《大国霸权：5000年世界海陆空争霸》
材料二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作为亚洲两大异质文明的载体，通过贸易上的相互弥补，器物文明层面的彼此借鉴，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融通，发掘和吸纳有益养分，满足各自所需，从而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也对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摘编自王铁铮《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用史实说明古代中国和阿拉伯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也对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致力实行包括政治、文化、思想、民族在内的真正“大一统”。对“大一统”理论体系的构建，董仲舒可谓居功至伟，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司马迁的《史记》中也阐释了“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注重华夏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有了理论依据后，汉武帝就以实际行动外事四夷。
——摘编自邹国力李禹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
材料二 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威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汉武帝泰山封禅)泰山石刻文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北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大一统”理论体系的内涵并简述汉武帝“外事四夷”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外事四夷”的影响。
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外国人来华的原因，并概括唐代对外国人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政府加强对赴华内地游历外国人的管理的背景并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