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清江南地方志诠释说：郊外居民所聚谓之“村”，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明中期到清前期是传统江南市镇发展的高峰期。

从宋以来直到明清，市镇是政治行政体制外自行生长出来的东西，它们因地制宜地自然产生。江南的贸易场所，有的街道仅一根扁担的宽度，有的一河一街，有的两河交织呈十字街……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附近乡民出售农副产品以及购买日常用品的农村经济集散中心。一些大镇地理位置处于周围丝、棉产地的交通中心，而其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在人口密度最高、人均耕地最少的江南农村，创造了可观的GDP，没有出现绝对贫困，相反多数像是过着尚可温饱的“小康”生活。当市镇显示出经济效益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自然会行动起来，但除了财税与治安，并不插手干预市场经营，一切听任自然。在市镇可以感受到一般人的悠闲与淡泊。

我所杞人忧天的是，如果所有乡村市镇都变成“城市”，将来有一天，可能只有“城市”，没有乡村，这世界就会因单一而变得了无情趣。

——《主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   下表所示为摘选自史书所载汉武帝时期的若干史事。   

——据《汉书》等整理

材料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勘，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子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写于1940年代）

宋韵文化，赓续千年

宋韵文化是宋代生活习俗、制作工艺、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社会规范、政治理念等的总和，集中反映了宋代思想观念、人文气质、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是宋代独有的时代精神特质，是高度浓缩的精神要素集合。它是见之于学术思想的思辨之韵、文学艺术的审美之韵、发现发明的智识之韵、生产技术的匠心之韵、社会治理的秩序之韵、日常生活的器物之韵。作为中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宋韵文化产生于宋代，但又不局限于宋代，体现了一种积淀、一种渗透、一种传承，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王国平《研学宋韵：关于宋韵文化的思考》

汉唐骆驼造型的演变

材料一   

材料二   汉代文物骆驼并不常见，西安沙坡村出土的西汉骆驼，没有任何装饰，比较写实。汉代的骆驼形象显得有些稚拙，特别是蹄子，与同时期塑像、画像上的马蹄无异，反倒与骆驼差距很大。在汉代动物塑像中，骆驼大都混同在各类动物之中，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和变化多样的姿态，显然与其他大量动物等同起来，没有明显的特别含义。到了唐代，唐墓中随葬骆驼数量剧增，有些是作为一般动物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墓葬之中。北朝出现的驮载物品的骆驼到唐更为流行，驮载物品的内容更多，骆驼的两侧挂有货袋、丝束、兔皮、长颈瓶、胡瓶、扁壶、织物、毛毯等等，有时还有死鸟和活的狗、猴子。这种造型选择无声地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生活状态。骆驼、货物及其人物的紧密结合，进一步附加、升华了它们的精神含义，使这组文物凝聚了人与自然抗争、艰苦创业的情怀。

——摘编自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材料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出兵朝鲜，劫走朝鲜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并且大有渡鸭绿江之势。朝鲜国王李昖逃离首都汉城，落脚于大明、朝鲜边境。朝鲜数次派遣使者前往明朝求救，但明朝并无太大的反应。八月二十四日，朝鲜派精通儒学的郑昆寿为请兵陈奏史，九月十八日抵北京。十月，明朝任命李如松率兵援朝。万历二十一年，光复平壤、开城，收复汉江以南千里之地。

——据郑昆寿《柏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