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朝治安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历代做法，由各级政府首长全权负责，主管盗窃斗讼事宜及防范、缉捕等，二是以禁军为主体，组建与路、州、县三级政府平行的巡检官系统。汴京在“巡检使”统领下，划分成若干治安责任区“厢”,每一厢设机构“厢公事所”,主管本厢治安行政。宋政府专门组建了“皇城司”,负责地下侦缉，伺察官员的不法行径，侦伺敌国的间谍活动。根据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等规定，“言詈(责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等均列入威胁城市治安的“不法”行为。

——摘编自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材料二   I1、12世纪，西欧城市内开始设置由居民选举而来并具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执政官。执政官在负责地方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管城市治安事宜，尤其是对市场交易纠纷、城市土地买卖纠纷、债务纠纷等进行处置。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如市场上的十字架和钟楼。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及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治安法仅限于“城墙之内”,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全城居民起誓不妨碍治安，并向其他受到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而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材料一   在汉和魏晋时期，官员的选任标准是“乡举里选”“以名入仕”。简单地说，就是由乡党举荐素有贤名之人，包括德名、才名等，这些被举荐者经过进一步考察可担任官职。当时选官制度的主要代表有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进士（科），以诗赋及策问取士，这标志着影响中国数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开始。科举制主要的特征是进行统一书面考试，根据文采优劣进行人才选拔，所以又有人将其归纳为“以文取士”。隋唐至王安石变法前，“文”的内容比较多样，包括诗、赋、策、经，甚至算、地理、法律等。从王安石变法到明中期，“文”主要指的是经义，而到了明（后期）清，则主要是指八股文。

——摘编自许为《“以名入仕”与“以文取士”人才选拔制度比较——以察举制和科举制为中心》

材料二   科举制进行的人才选拔无法与社会变革需要相适应，晚清科举制的废除、学堂的兴起、教育的改革在当时是不可逆转的一大趋势。在这个以科学为主导、东西方冲突的时期，提倡人文知识的科举制势必会被时代所淘汰，会被废除。经过义和团运动，很多大臣觉得新式学堂和科举制度两者是水火不容的关系，需要逐步将录取的名额减少，到科举制度被完全废除为止，从而奠定新教育、新学堂的良好基础。袁世凯、张之洞向朝廷上奏，提出如果不废除科举制度，士人会有侥幸心理存在，不会按照既定学制来学习，因此折人才的培养需要建立大量新式学堂，只有废除了科举制，士人才能够在新式学堂之中安心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抛弃借助科举制做官的心理。

——摘编自范子乐《浅谈清末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

材料一   《史记》 以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思想作指导，描述一个从五帝、三王到秦、项(羽)、刘汉的政治统绪(即政权的连续性)轨迹，“五帝三王” 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统绪的渊源;它宣扬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视各民族为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它不但重视对黄帝、夏禹和秦朝的国家疆域沿革考察，而且对汉王朝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作出了全面反映，体现了司马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一种认同。

——摘编自汪高鑫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材料二   辽、西夏政权都是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但在权力的运作中，汉族士大夫扮演着重要角色。辽、西夏重用汉人，吸纳中原王朝的官制建立本朝制度。耶律德光将“大契丹国”改国号为“大辽”，“大辽”有包容广大之意。党项族的元昊称帝时，国号为“大夏”，“夏”者义训为“大”，亦有继承夏朝之意。这些国号更名也是对历史文化认同的表现，同时显示出它们是“大汉”“大唐”“大宋”的延续者。

——摘编自刘开军《再现民族间心灵沟通的历史长卷》

材料一   西周王朝建立后……逐渐建立起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军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华夏国家，这是以姬姓周氏宗族为主干框架而融合诸侯后形成的……被封的主要有王室子弟、姻亲、功臣、古帝王之后、殷商之后、重要方国等，其中前三种为西周王朝的主要支撑力量……西周作为一代王朝，虽显示出一定的统一性、集权型，但国家结构上的分散性、松散性仍然是其最本质的特点。

——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从历史上看来……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更变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迎然不同。

——张謇追悼孙中山演说（1925年）

材料三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持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材料一   明成祖《内训·序》曰：“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岁而入小学，女子十年而听姆（姆，女师也）教。”从文王时代，太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的女子教育的规范，到整个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皆如此，不断地在严格家庭秩序和伦理规范。而对于女子的种种教育，无须依靠学校，完全由父母特别是由母亲代代相传。幼年女子，少年女子如此，出嫁后的女子依然如此。如明代吕近溪《女小儿语》主要教少年女子行事言行，汉代班昭《女诫》中有教授已婚女子如何做好妇女之事的“妇行”篇，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姊妹《女论语》中有教已婚女子的“事舅姑章”“事夫章”“训男女章”“营家章”“待客章”等。明代仁孝文皇后《内训》有教已婚妇女的“修身章”“景贤范章”“母仪章”。清代贺瑞麟《女儿经》以通俗易懂的言语教女儿为人处事、做人行事。

——摘编自张丽杰《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今女子教育的启示》

材料二   由于英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新的教育机构的出现和妇女频繁参加经济活动，使得英国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变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时大多数的人都主张贵族妇女应该学习一定的知识，以便能够培养她们的贞洁观念和宗教虔诚。很多贵族由于没有男性的继承人，为了使女儿未来能够接管自己的领地，也主张对女性进行一些教育。富有市民和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女性开始进入到了学校。除了教授用本地的语言进行阅读以外，还有宗教祈祷和礼节知识的课程。对于一些下层的劳动妇女，她们的家庭都有经济条件送她们去专门的学校去学习。作为劳动群众，妻子和丈夫一样每天都要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特别是她们从事职业的广泛性，小的时候所受到作为贤妻良母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求她们有着一定的职业技能。

——摘编自唐宏刚《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状况及其影响探析》

材料三   从中共三大以来我党就十分重视妇女教育，颁布了一系列纲领文件，许多领导人也做出了相关指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出台的《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工作新决定》，1938年《毛泽东抗战初期对妇女的指示》，都体现出党对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关切。从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的内容来看，既包括有纺织缝纫、种地等劳动生产活动，也有学堂教学、理论知识学习。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不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及时有效地落实在生产实践中去。真正实现妇女思想、经济的双重解放。为此，我党颁布《儿童妇女待遇办法》《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一系列文件，并建立了妇女联合会，让妇女干部去做广大妇女的工作，渐渐地当地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摘编自王雨薇《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