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韩非子》
孟子、荀子虽然对儒家思想加以发展，但他们这种以“仁义道德”统一天下的思想主张在战国争霸时期终究是纸上谈兵，不能适应战争兼并的形势……由于商、韩思想是将以“富国强兵”为基本目标的功利追求通过“尚农战”、“重赏罚”等突出强调功利予夺的制度性、操作性中介与“君主专制”紧密联系起来，既是商鞅、韩非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战国政治的重要特点。
——摘编自乔健《从“重礼义”到“尚功利”——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一条重要线索》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徵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徵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
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法国于1804年颁布了《法国民法典》。这部法典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定封建特权，规定每个公民具有同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它确认了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农民占有贵族和教会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保证不受封建势力的侵犯；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规定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等，都必须通过契约，买卖、交换，一切均可以自由经营……这部法典确立了现代民法体系，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
——摘编自王贵水《一本书读懂法国历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战国时期儒家与法家之争的胜者并说明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法国民法典》的颁布者并概括其基本原则。结合所学，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简要比较中国《唐律疏议》与《法国民法典》本质上的差异。
材料一 东方青色，人通于肝，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类土；西方白色，人通于肺，其类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类水。
——《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
材料二 儒道两家的环保思想虽然都极其关怀自然环境，但儒家主张顺应自然，合理地可持续性地利用自然，其态度是积极的，而道家则一任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态度是消极的。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是“仁”，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也是用来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范畴，道家的核心范畴是“道”，其特点就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自由自在、无为而无不下为。正由于儒道两家的学说基础不同，导致了两种环保思想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儒家继续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而道家则发展成道教。儒家提出许多具体可行的环保思想，而且越来越具有实用性，而道家则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较少提出具体主张，其可操作性不强。
——摘编自方明星《中国古代环境立法略论——从儒道环保思想出发》
材料三 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左右，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长了12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稻谷和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规划建设了一批现代化新粮仓，维修改造了一批老粮库，仓容规模进一步增加，设施功能不断完善，安全储粮能力持续增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贫困人口“不愁吃”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摘编自2019年《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这部医学著作的理论特点和历史地位，并列举明代在防疫与药学方面的三项成就。
(2)根据材料二，简要指出儒道两家环保思想在哪些方面存在区别，并列举荀子在天人关系方面的两个核心观点。
(3)根据材料三，概括当前我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主要成就，并结合所学指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关于粮食问题的基本方针。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也存在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 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隋唐以后，东亚汉文化圈并非是中国一个国家所创造的文化，而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方的朝鲜、日本等国家与中国共同创造的文化。一方面，它是一个文化大融合与借鉴的过程，包括吸收印度和其它西域文化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东亚各国之间形成了重要的文化互动。“日本模仿盛唐制度，而不取道教；抄袭我国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不学缠足；殊不 失为明智。”……而华夏文明也从周边各国获得了新鲜血液。总之，在接受华夏汉文化的同时，东亚各国并未失去其文明的个性。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第三卷)
材料三：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段的困境，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以致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19世纪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
——摘编自曾加蒙《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墨法三家思想的共同点，并结合所学概述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及其对中国后世思想文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东亚汉文化圈的特点，并用史实说明隋唐以后汉文化圈互动对朝鲜半岛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中华文化向近现代转型时期的特点及其“出路”,并结合所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阐述当代中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材料一 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程朱理学主张天理的他律性，天理成为外在的道德律令。而王阳明提出人人皆有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的良知自律思想架起了道德内化与道德外化的桥梁，高扬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从而把人从外在天理的奴性中解放出来。
——摘编自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
材料二 《四洲志》不足九万字，魏源编《海国图志》，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并利用了多篇魏源自撰的论文，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海国图志》的体量和内容深度都超过了《四洲志》。
——摘编自《望向世界的眼》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中“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并指出王阳明心学是如何发展儒家学说的。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海国图志》编撰所呈现的主要特点，并简述“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各家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孟子认为“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韩非认为“以法为教”“法不阿贵”，墨子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状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1）据材料一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四种思想流派的治国主张。
（3）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百家争鸣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