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产生的原因。(2)利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另举一例，论证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 A．法家思想兴起的客观背景 |
| B．董仲舒改造儒学的动机 |
| C．百家争鸣产生的历史必然 |
| D．大一统局面形成的原因 |
材料一 战国后期，荀子继承了孔孟的幸福论，并进一步对幸福与物质、礼欲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注重幸福的内涵，包括：“成仁之道”的德性幸福；“以义制利”的道义幸福；“以礼节欲”的理性幸福。他指出人要实现真正的幸福：首先，要“化性起伪”，使人性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体会到幸福；其次，要“积善成德”，通过善德的不断积累促进幸福的不断增进；再次，要“学至乎礼”，通过“礼”规范人的德行进而保障个体幸福的实现：最后，提倡“国昌民福”，即人的个体幸福体验与个体赖以生存的群体有着紧密的关系。荀子的幸福观为当前我国构建幸福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摘编自袁晓娟《荀子的幸福观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对幸福问题论述是最深刻、最系统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某种完善的东西，个人的善固然重要，“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处于战乱中的国家的国民是很少能够获得安宁幸福，因此，个人是脱离不了所在时代和社会而自谋福气。既然，个人的幸福与城邦息息相关，那么，城邦就有义务建设好城邦并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城邦建设中法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按受正确的德性。德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社会制度、适当的职业、强壮的身体和一定数量的财富”同样不可或缺。在众多伦理德性之中，亚里士多德尤其珍视公正对于幸福的意义。
——摘编自冯骥《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的异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给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孔子以“仁”为核心，主张“为政以德”。《论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又主张统治者“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孟子将孔子的仁爱理论发展为“仁政”的政治统治理念，主张将礼乐教化渗透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认为统治者要在纷争的战乱中取得胜利，不能单纯地凭借武力征讨，最关键的是实现民心的归向和支持。统治者要想获得民心，则必使百姓有“恒产”。孟子提出了“大农业”的概念，将林、牧、副、渔都纳入民生的范畴进行综合发展。
材料二 管子将人民对粮食的依赖性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统治者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统治的巩固，那么就必须保证人民无口腹之忧。管子对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将土壤及其产物分为九十种，建议当地生产者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商鞅大力实施其“农战”思想。在他看来，国家之强弱的关键在于粮食的多寡。商鞅将农业和战争紧密结合，以农养战，以战促农，把全国大部分劳动力都束缚在土地上，使其成为耕作者，从事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农民平时生产，战时则从戎打仗。为配合“农战”的顺利推行，他还提出限制人口流动，限制士大夫所养食客数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向德富、赵川《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和法家重农思想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法家重农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由方伯”，诸侯国基本上已具有独立权。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军事竞争催生出国际间的战争规则和交往原则，并由此出现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关系，经常组织会盟活动，制定盟约作为诸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盟约具有国际司法和调节功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平等、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等原则。与此同时，儒家也力图将国际法纳入“礼”的范畴，构建和谐的“天下秩序”。
——据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等
材料二 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依托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而实现，主要适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推广至全球，将非西方国家置于它们单方确立的国际法之下。在这一进程中，主权平等原则得到承认，但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有限承认，如柏林会议商讨非洲国家的国际公约时，列强是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决定非洲国际事务，非洲国家却无从参与。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偏离了主权平等原则，这种单一性的话语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法的“国际”属性。
——据冯胜勇《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性反思》
材料三 国际法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母体，如今已逐渐为中国所接受、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从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国应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力求使自身的主张与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与理念，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据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法产生的背景及其应用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近代国际法体系。
材料一： 孔子曰:“(禹)敏给克济,其德不回( 违背) ,其仁可亲,其言可信。”
——《大戴礼记·五帝德》
材料二：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
——《墨子·节葬》
材料三：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韩非子·饰邪》
(1)分别阐述上述材料中记述的禹的形象。
(2)综合材料中不同学派的观点，简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的背景。
(3)指出上述材料对研究禹的形象的价值和不足。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一 孔子论政，立行仁与正名二要旨。前者得孟子而大申，后者经荀子而更备。孟子承其教而发为“仁心”“仁政”之论，其说遂愈臻详备。仁心之起，源于性善。至荀子复攻孟子，一反其说，以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性恶之说既立，则礼之必要，不待深辨而已可知。
——摘编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朕（唐太宗）举贤者，非朕独私，以能益百姓也。我于宗室故人，苟无能，终不得任。“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引自《新唐书·杜正伦传》《贞观政要》
材料三 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根据材料一，指出孟子“仁心”与荀子“礼之必要”的思想依据。结合所学，简述孟子对孔子“行仁”要旨的发展。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唐太宗选官任人的原则及相关的制度建设。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概括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及其背景，概述其思考在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作用。②以上海为例，简述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并说明借鉴“先进经营管理方式”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变革。
材料一:教化一词意指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政教风化和教育感化。传统教化不同于当代道德教育,其作为法律中重要的一部分,源生于道德,升华于法律,在通过法律控制社会秩序的古代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律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之中，从社会法学派的角度，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的本质代表着所在社会的本质。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孔子关于教化法思想的学说创立于春秋时代,却成就于中国的千秋万代。反观这一现象,可看出孔子的教化法思想不仅代表了春秋时代的社会属性,更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存的本质规律。
——摘编自乔冠文《孔子教化的法思想价值探析》
材料二:由于外族的入侵和自身的腐朽堕落，罗马帝国后期国力极其衰落,帝国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开始违背其制定的法律。这时,教会经常起到维护法律的作用。
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权力服从法律”的思想体现了基督教对法律的极度重视。为了保持教会的独立,就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法律理成章地成为规约王权最有效且最有力的“杀手铜”。
随着日耳曼族的大举入侵,当他们用野蛮的手段毁灭古罗马文明的时候,基督教会则以一个捍卫者的身份出现，把残留的古罗马法治思想的火种保留了下来。罗素说:“公元6世纪及以后几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文明的普遍衰落,在这期间,古罗马所残留的一些文化主要借教会得以保存....教会的诸组织创造了一种稳固的体制,后来,使学术和文化在其中得到复兴。”正是这些罗马法及其法治理念的保留,才有了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和人们对法律和正义的不断呼声。
——摘编自靳浩辉《儒家的礼治传统与基督教的法治传统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的教化法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基督教会维护法律的行为所产生的意义。
材料一：在楚辞中，奇美的想象创造了屈原美的人格。屈原希望在楚国实现他的“美政”理想，为此，他在服饰、行为、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奇美”二字。他在诗中写道：“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摘编自王纪人《大学语文基础》等
材料二：杜诗中辉煌的现实主义诗篇“三吏”、“三别”就反映了当时农村经过战争破坏的萧条衰败的景象。杜甫写战争灾难，不光是诅咒，他的思想感情非常复杂，对唐每一次正义战争的胜利，他都欣喜若狂。身处时代紧急转变的关头，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社会底层，跟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命运，“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有诗论家评价杜诗指出：“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
——钱学《李白、杜甫诗歌的不同风格》
材料三昆山腔自《浣纱记》问世而崛起于戏曲舞台上以后，作家辈出，作品繁多，它们促使昆山腔的演出及流传达到了一个极盛的时期。从万历至清中叶，可以说是昆山腔剧种的黄金时代。颐和园在光绪年间重建时，与清漪园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颐和园多了一座大戏楼。而标志着京剧成熟的演出规模和代表人物，都在大戏楼的建筑和大戏楼当时的演出活动中体现了出来。宫廷舞台之设计建造的科学和华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舞台。
——摘编自《京畿重地北京》《昆曲欣赏读本》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屈原“美政”理想的内容。分析屈原的作品风格形成的政治与文化背景。(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杜诗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并指出杜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指出《浣纱记》的作者，列举两部“黄金时代”的新剧目。概述《浣纱记》问世后至清初，昆山腔发展的过程。②指出颐和园内“大戏楼”的名称。概述京剧形成的特点及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