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传说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皆言黄帝”。

材料二   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黄帝为主支谱系的文化认同。《史记》将《五帝本纪》作为中国历史之开篇，又以黄帝为五帝之首。据《史记》记载，黄帝的后人有两大分支：一是黄帝→昌意+颛顼（舜、禹）；二是黄帝→玄嚣→嬌极→帝喾（尧、商、周）。在汉代，不仅尧、舜、禹、商、周为黄帝后裔，就连楚、越、匈奴也被《史记》纳入黄帝谱系。如“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以黄帝为始祖的姓氏谱系，固然有以血缘为纽带的色彩，但实质上属于文化内聚。汉高祖称帝前，曾公开祭拜黄帝。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与黄帝总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对于黄帝的文化认同也成为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源泉。

——摘编自李俊《炎黄文化与民族认同》等

材料三   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首次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来祭拜黄帝。

“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政治的根本区别，……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提供讨论的哲学是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从规劝和改良的语气来看，这种哲学无疑反映了一个屡起冲突、政治混乱的时期。……哲学家们在晚周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国伯恩斯和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先秦诸子对劳动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论语·子路》中说，“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春秋时期的敬姜教育子弟“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墨子教育子弟“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摘编自何杨勇《先秦儒道墨三家的劳动教育思想与启示》

材料二   英国经济学家贝勒斯是提出学校劳动教育思想的先行者，他认为，必须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他提出要创办工业学校，“工业学校应使富人有利可图，使穷人能过上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使青年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亚当·斯密（1723—1790年）也说：“假使普通人民的儿童有时在学校学习的但于他全无用处的一知半解的拉丁文取消不教，而代以几何学及机械学的初步知识，那么，这一阶级的文化教育，也许就会达到所可能达到的最完善程度。”

——摘编自徐辉《从生产性到育人性：西方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材料一   先秦时期，荀子提出了“天下之人有所共予”的命题，认为尽管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想法和诉求，但也有许多共享和共通的东西。荀子主张人们可以共同分享来自东西南北江河湖泊丰富的自然资源，共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共享关系时，荀子主张“裕民以政”，即通过政策措施让百姓获得利益并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针对社会分化，荀子主张“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即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应各取所得的道理；此外他主张哑聋等残障人士需要国家照顾，即“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

——摘编自宋国恺《共享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意蕴——以群学为视角》

材料二   针对既是典型的西方病症，又是世界性现象的贫富悬殊问题，孙中山提出了以“共享”为原则的解决思路。这一原则以土地、资本的全社会公有为前提，落脚点则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一是要按劳取酬，余利则公之社会使人人得以分享，二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可以说，按劳分配是“共享”的底线，而全体人民免受任何剥削压迫之苦、共同幸福安乐则是“共享”的理想境地。

——摘编自宋德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再认识》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摘编自刘晋祎《共享发展理念的逻辑延承与重大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舂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政治格局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所代替，新贵族不满足于经济力量的增加，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力。私学的兴起以及文化典籍流落民间，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作为一种新阶层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新兴地主阶级利用诸子之学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谋求特定利益。这一时期，中原华夏民族与四周夷、戎、狄、蛮不断争战，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趋同，这就为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林涵《浅谈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

材料二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对外开放。随着国门的打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的文化、物产、科技、工艺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正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到了唐代，更进入到“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在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通过海陆两途，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器、火药等物品及造纸、炼铜等技术，都相继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其中“遣唐使”是将中国唐朝文化向外传播中的一支独特的队伍，他们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他们都带着任务来学习盛唐文化。日本大化改新，以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为样板，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现了“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新气象。

——摘编自武斌《汉唐：中华文化的魔力圈》

材料三   中国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对以往文化的批判性，这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文化的自我批判。文化的自我批判当然也不是五四时期特有的思想现象，事实上，明清之际便已从不同方面呈现文化的自我批判意识，但是，五四运动自我批判和明清之际的文化自我批判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首先是面向过去，其目标是从所谓理学回到经学，或者说，从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回归原初的儒学。比较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主要指向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观念世界。由此，以往历史传统和近代的观念、过去和现在、古与今、新和旧交织在一起，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种种复杂关系，其中存在多重意义上的思想张力。

——摘编自罗志田《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材料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阐释、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李大钊曾撰写《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后来，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1920年，李大钊撰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