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日: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落臣，已而信约，与赵魏合从畔(叛)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底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珠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叛)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日: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日:“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今令为“诏”，天子自称日朕。王日:“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日皇帝。”他如议，制日:“可。”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秦国历史有哪些史料价值。材料一 战国时代，随着兼并不断，此前较小的国，这时多已灭亡；诸大国地益广，兵益多，进而互相吞并。而位处不同区域的华夏政权楚、燕、赵、秦等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出现同源共祖的观念，为秦最终建立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打下根基。
——整理自吕思勉《吕思勉讲中国史》等
材料二 当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解了贵族对血缘和宗法纽带的神秘感时，政治的危机就会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变法活动，以图加强国家力量，同时中央集权也发展起来……那种宗法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型的国家形态——分封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之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过渡。而郡县制正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法。
——摘引自王明德《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三 “大一统”观念萌生于三代，丰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大一统”思想核心是疆土一统和以治权及法令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一统，同时也涉及到思想一统和文化认同。
——摘编自张子侠《“大一统”思想的萌生及其发展》
材料四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
——《汉书》卷十四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末期出现“统一”趋势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转型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意义。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初年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
材料一：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ū）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逋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摘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九》
材料二：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摘编自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方式。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隋唐统治阶级加强与周边各族交融的举措。
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以社会风俗与国家统一的关系为视角，评析秦至西汉初期的统治政策。(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说明西汉时期东西部风俗差异是如何消弭的。
材料 传统政治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上层建筑。清人恽敬曾经说过：“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制也。”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在其所著的《中国古代史》中也说，“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实践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自己的历史一刀两断，传统是扔不掉的。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征自拟一个观点，并进行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周之事迹，封建者，必私其土，列候骄盈…周之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之事迹，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这些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都是“有土之爵”，在其封地上享有两大特权：一是“自置吏”，二是“得赋敛”。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三 汉武帝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为列侯，而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分别隶属于汉郡。淮南王刘安谋反，“国除为九江郡”；衡山王刘赐谋反，“国除为郡”。又颁布律令，规定王国官员地位低于一般官员，限制人们与诸侯王交游。从此，王国与汉郡无异。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
(1)材料一中“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不在于制”中的“制”分别指的是什么制度？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地方治理方面“秦制”比“周制”有何进步性？
(2)根据材料二，说明汉初“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采取的措施及具体内容。
(3)根据材料三，概括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华夏文明的政治体制于西周初见成效……但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为“天下政局的两端”。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周秦之间为华夏文明的一大变局，随着宗法制日渐败坏，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摘编自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三 秦汉帝国的建立，是华夏文明之一大变，实现了政治大一统，也推动了族群整合。“国人”本指西周时期列国统治氏族，后扩展为一国民众。泰并天下后，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整合“诸夏”,推动六国故民“秦人化”,力图塑造新“秦人”认同。这一举措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手段过于强硬，最终造成秦帝国的崩溃和新“秦人”认同的瓦解……直到汉武帝出现，其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前面皇帝的基础上，彻底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侵扰问题，致使汉朝民众民族情绪高涨，自我认同得到质的飞跃，从此汉朝国民不再以原先七国属地自称，真正意义上完全以大一统的国名为自我身份认同，凡玉下汉翅国七少所在，皆为大汉臣民。从此汉族就成为了华夏族的代称。
(1)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西周和秦朝的主要政治制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简析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转变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凡天下汉朝国土之所在，皆为大汉臣民”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为“大一统”奠定基础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初的制度创新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朝和隋朝的共同之处。
行政区划是国家为分级管理而对地方的划分。自先秦至隋代，中国行政区划制度曾进行过多次改革。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春秋时期，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迟，多在边地。战国时期，边地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统一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汉承秦制，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州”。此时的州仅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察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属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隋初沿用州郡县三级制。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变化纷繁，反映出地方分权的特点。开皇三年（583），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文帝采用此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了一些州县，清除了过去层次、机构过多的弊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以前中国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隋文帝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的的措施。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变化的因素。
材料一：秦汉时期确立了皇帝制度，皇帝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拥有国家行政最高决策权。皇帝为了保证自己最高决策权的正确行使，建立了相应的行政决策体制，设置决策机构和人员，初步形成较为严密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采用朝议、中外朝议等不同类型的决策形式。每遇到军国政务，皇帝总要采用不同类型的决策方式和法定程序，召集有关大臣进行讨论，从而选择一种最佳的方案付诸实施，并用法律制度保证重大决策不发生或少发生失误，用集体的智慧来弥补皇帝专断的阙失，推动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摘编自刘太祥《秦汉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研究》
材料二：皇权在明清时期极度膨胀，朱元璋取消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领导各部管理全国政务。清初，中央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康熙亲政后，在宫内设南书房，挑选翰林院学士入值，当值的翰林院学士可参与处理机密要务，替皇帝草拟谕旨。雍正时，设军机处，由皇帝挑选亲信的满汉官员充任军机大臣，全国大事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乾隆时，议政王大臣会议撤销，国家一切政务均由皇帝一人独断朝纲。
——摘编自赵学聪《中国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中央权力结构变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