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其中董仲舒的儒学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并利用阴阳家学说把思孟（子思和孟子）学派的天人合一论和荀子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封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给儒学披上神学的外衣。在他的思想体系里看不到“和而不同”的观点。他所强调的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如果说在伦理学的范围，董仲舒的儒学丧失了理性主义，那在政治学的领域，他的“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却推动了国格，观念的诞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在唐代统治阶级思想中，他们既不能放弃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作用，也不愿意对有助王化的佛教和道教势力进行实际上的限制。至中唐时，道教空前兴盛，并从义理与人生哲学方面整合儒佛之学，倡导“性命双修，与理身理国”。佛教也因其由博而约、由繁而简的发展趋势，吸纳着众多信徒，抚慰着世人普遍不安的心灵。此时的儒学，因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权威的失坠，而陷入了治国无力、治心无门的窘境。虽然韩愈等人力排佛老、捍卫儒家道统，但直到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的出现，儒学复兴运动才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他们既捍卫和发扬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传统，也从哲学义理的高度给予儒学以系统的解释和说明。
——摘编自刘亮红《唐代儒学权威失坠表现及原因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代儒学陷入“治国无力、治心无门的窘境”的原因，并指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才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的表现。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之，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务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竞争-机遇-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儒学呈现出的新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的独特“机遇”。
材料 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是人治，官吏的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实现水平。汉初选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军功制；二是郎选制。军功制适应兼并统一战争形势的需要，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无法满足和平建设时期选拔管理人才的要求；郎官是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他们内守门口，娴习“汉家故事”，有缺则可补授其他官职。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外，还有郡国不定期的举荐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人才需求的急迫，但也存在不完善，其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在举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带有浓厚的个人好恶倾向。东汉中后期，由郡国每年向朝廷推荐的孝廉、茂才等人选，多从州郡属吏中产生，这为公卿大姓子弟的出仕和迁升铺平了道路。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汉初和汉武帝时期的选官制度。(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时期选官制度的形成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张骞通西域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汉朝遣使者至安息、奄蔡、犁靬、条支、身毒等国，在一年中，多时十余批，少时五、六批。一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都携带金币、帛等。近的要二、三年，远的要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当时运往中亚、欧洲的商品，有蚕丝、丝织品、铁器、漆器等，铸铁和凿井技术也在这时西传。西方经“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商品，有良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胡桃等。
——摘编自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材料二 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已顺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截至2019年3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3份合作文件，一大批国际合作建设项目陆续启动；基础设施联通网络初步成型，沿线产业合作形成良好势头，各国政策协调不断加强，各领域的国际交流正在深入。2016年11月17日，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在通过的决议中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2019年4月25日至4月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摘编自滕文生《古丝绸之路与共建“一带一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陆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与古代丝路的不同特点及共同影响。
材料一 春秋时期，诸侯们为了争霸的需要，开始了大规模的开疆拓土活动。华夏族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华夏族与夷狄各部之间的通婚现象十分普遍。在诸侯国霸业迭兴，势力日益发展的同时，华夏族与周边数民族也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融合过程。
——摘编自许兆昌《夏商周简史》
材料二 公元前222年，秦向百越进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秦朝将50万罪犯谪庶到这里开垦土地，与越人杂处。秦政府又在这里修筑城、关、道路。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三 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唐人诗作中，博望侯（张骞）已经成为英雄主义的一种文化象征。
——黎东方、王子今《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秦汉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春秋时期民族交融的方式。(2)根据材料二，概括秦在岭南的统治举措与意义。
(3)根据材料三，概括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与意义。
材料一 从边疆思想的层面来说，汉承秦大一统之后，当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之所谓华夏；在中国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理想，欲泯除华夷之辨，并认为“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恩不得适天子之贵。”这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董仲舒认为，与君之“无为”相应，臣者则应“有为”，把黄老的“无为”思想融合于其儒学体系之中，并以其阐述治国与君臣之道，提倡君道无为与臣道无为，最终把“无为”理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归结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他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说道“我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新儒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汉武帝之世宏大边疆恩退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材料二 在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孙中山等先行者关于民族兰义有相对进步的认识，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因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传统“尊夏贱更”“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规定，凡过去少数民族名称中之虫、兽、鸟及反犬旁，一律须改为人字旁。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一统国家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防建设。一些民族主义者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了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的特点及对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构建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治理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从汉代多种史籍来看，汉武帝之时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经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的两次战役之后，西汉已基本将匈奴的势力从河西驱逐出去。控制河西走廊后，西汉逐步设置了郡县，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还将移民屯田扩展到西域。汉长城在当时称为“塞”，包括城、障、燧、亭等设施的汉塞集军事防线与交通渠道为一体。将长城延伸至河西、西域，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
——摘编自荀长玲，徐黎丽《两汉对丝绸之路开通与维护的贡献》
材料二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商业的繁荣程度居世界领先地位。繁荣的海外贸易也为宋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摘编自许尔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1)根据材料一，简述汉代开拓与维系丝绸之路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初年，受国力限制，不得不采用消极防御的政策，甚或以“和亲”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的办法，以谋求沿边郡县的安定。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对仍不断进行骚扰的匈奴势力，进行有效地反击，团结西域各兄弟民族“断匈奴右臂”，乃成为汉朝的根本战略。经七十余年的努力和斗争，这项伟大计划终于获得成功，其标志就是匈奴贵族势力退出西域，汉朝西域都护府建立。
材料二 644年，龟兹平定，西域实现统一。唐朝对西域的统辖，承袭了汉朝的羁縻政策，在各方面又大大向前发展完善一步，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西域各地对唐王朝的隶属关系，建立并加强了西域各族对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殷晴《汉唐西域民族政策述论》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王朝对匈奴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变化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对西域采用的民族政策的意义。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