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所以“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就君民关系，董仲舒说：“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故君唱而民和，君动而民随；就君臣关系，董仲舒说，臣是受命于君的，所以，“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摘编自丁银高《论董仲舒的王权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对“以君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所不满，明确肯定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君王的天下，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臣”的产生是要与君共治天下的。他把治天下比喻为“曳大木”，臣与君是“共曳木之人也”。`同时强调了“法”对“人治”的有效规范、引导与约束惩罚。

——据鲁敏《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材料一   面对天下无道、世风日下的社会动乱局面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严峻形势，孔子及其弟子们以上古三代文化和华夏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将全部关注的焦点都对准了现实社会的“救世”“补弊”问题，把自己的学说定位在“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关于“人道”的框架内。当孔子和孟子在各国诸侯之间奔走游说，竭力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均未能见用，然而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董仲舒的学说和汉武帝的治国之道却找到了共同的指向，那就是维护皇权——大一统。董仲舒向武帝上书“天人三策”，其建议受到武帝重视，朝廷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专用儒经，汉代儒学由此得到尊崇。

——摘编自陈效鸿《从春秋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历史际遇》

材料二   宋儒在排佛的同时，开始反思儒学。王安石、张载、二程、邵雍等开始把目光投向佛老典籍，他们大量阅读佛老书籍，以“惟理是求”的原则，或援佛老入儒，或以儒释佛老，在吸收了佛老的精髓后，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理学。理学把自然界和入类社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封建统治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理学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儒学长期萎靡不振的局面，而且改变了以往儒学那种繁琐经学形态。这种学术被后世奉为官方哲学，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把自然、人生、社会融为一体，在熔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摘编自王冠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