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所以“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就君民关系,董仲舒说:“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故君唱而民和,君动而民随;就君臣关系,董仲舒说,臣是受命于君的,所以,“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摘编自丁银高《论董仲舒的王权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对“以君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所不满,明确肯定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君王的天下,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臣”的产生是要与君共治天下的。他把治天下比喻为“曳大木”,臣与君是“共曳木之人也”。`同时强调了“法”对“人治”的有效规范、引导与约束惩罚。
——据鲁敏《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和黄宗羲的君权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君权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刚即位,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他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并起用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臣数诎”。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下诏严斥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由此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景象。汉武帝还一改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推行制度变革的原因及制度变革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推行制度变革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