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不仅对促进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作为中国同中亚、西亚以及欧、非地区各国商业联系和友好往来的交通要津，载誉于世界文明史册。
——摘编自郭洪纪孙立霞《再说“重开丝绸之路”》
材料二 安史之乱以后，西北边防空虚，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趁机侵占西域土地，丝绸之路沿线混战连连，唐朝因国力衰退，更无力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路上丝绸之路严重受阻。而日本等国不断派遣唐使，开辟海上新线路，中国商人往来于东海航路，在此背景之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发达。
——摘编自周得京《中国丝绸之路的繁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丝绸之路开辟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代丝绸之路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所以“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就君民关系，董仲舒说：“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故君唱而民和，君动而民随；就君臣关系，董仲舒说，臣是受命于君的，所以，“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摘编自丁银高《论董仲舒的王权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对“以君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所不满，明确肯定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君王的天下，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臣”的产生是要与君共治天下的。他把治天下比喻为“曳大木”，臣与君是“共曳木之人也”。`同时强调了“法”对“人治”的有效规范、引导与约束惩罚。
——据鲁敏《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和黄宗羲的君权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君权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张骞通西域后，汉中央政府在酒泉、玉门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线“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两千年后，在距敦煌64公里处发掘出“丝绸之路”上唯一的驿站遗址——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关于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马匹、骆驼的简牍，甚至还有涉及远途奢侈品贸易的简文。
——摘编自汪受宽《丝绸之路上的汉代邮驿》
材料二 清朝后期，邮驿制度弊端丛生，驿律废弛，徇私枉法现象屡屡出现。鸦片战争后，建立在火车、轮船等近代运输工具基础上的新式邮政业务被列强带入中国，使中国邮驿制度发生深刻变化。在正式建立近代邮政前，除驿站外，有商营的民信局和侨批局，有帝国主义者的客邮，还曾经历过一段海关兼办邮政的过程。1896清廷谕令开办国家邮政官局——大清邮政局，派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领邮政司，掌管全国邮政，这是我国新式邮政的开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邮传部为交通部，同时改大清邮政局为中华邮政局。进入民国以后，民众办理邮政需求增加，邮政局所随之增多，邮政业务逐渐多样化，除函件和包裹的寄送，还出现了汇兑业务。
——摘编自潘雨朦《民国南京邮政研究（1912—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设置邮驿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邮政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背景。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一 秦代追求大一统的边疆治理思想，通过“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从而达到“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目的。汉武帝重视“王者无外”，王者的终极目标是大一统，把夷狄等同于华夏，希望把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纳入到王化的范围之内。
——据卜宪群、袁宝龙《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边疆治理思想的共同之处，并分析其出现的历史背景。
材料二 元朝在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地区设置行省，较唐朝大大加强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力度，与内地一样征收赋役。在西域设置了宣慰司，普遍任用土官，可管理由地方蛮夷组成的土军，但朝廷也可调用土军。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委任蛮夷首领，肯定其利用土地、山林等资源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资源占有的权力。
——据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边疆治理的特点。
材料三 清政府边疆管理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完备而周密。在实际运作中，是以行政管辖体制的改进完善为中心环节，与其他措施相辅相成，把提高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加强有效行政管理，维护国家疆土有机结合。
——据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政府为“提高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而采取的措施（任举两项）。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贤良对策,以“改制”问题,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董仲舒通过诉诸春秋公羊学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建议汉武帝适时“更化”。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全部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基础之.上。董仲舒将“五德终始”的学说加以改造,提出“三统”“三世”说,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和社会演化。他继续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最终得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重新诠释春秋公羊学中的“通三统”“张三世”,托春秋公羊学之“古”,改清王朝之制。康有为认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人类进化，皆有定……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盖为进化之理而为之”。康有为说“太平之治”是“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大义的第一义”。这样,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理论依据的、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经学,到了康有为手里反而变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改制”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改制”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一 从边疆思想的层面来说，汉承秦大一统之后，当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之所谓华夏；在中国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理想，欲泯除华夷之辨，并认为“有大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恩不得适天子之贵。”这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董仲舒认为，与君之“无为”相应，臣者则应“有为”，把黄老的“无为”思想融合于其儒学体系之中，并以其阐述治国与君臣之道，提倡君道无为与臣道无为，最终把“无为”理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归结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他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说道“我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新儒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汉武帝之世宏大边疆恩退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材料二 在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孙中山等先行者关于民族兰义有相对进步的认识，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因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传统“尊夏贱更”“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规定，凡过去少数民族名称中之虫、兽、鸟及反犬旁，一律须改为人字旁。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一统国家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防建设。一些民族主义者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了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的特点及对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构建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治理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西汉初年，实行盐铁私营，“吴王专（垄断）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救济穷人），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叛逆朝廷）之心作（《盐铁论.禁耕第五》）。”汉武帝中期，由于多次征讨匈奴，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聚敛财物，奴役贫民），转毂百数（财富百车），废居居邑（囤积居奇），封君皆低首仰给（仰仗他们供给物资）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帮助解决）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公元前119年，桑弘羊等人的鼓动下，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是以万物流通，而朝廷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制赏，皆赡大司农（依靠盐铁专营的机构）。”
东汉时，“式（卜式，人名）既在位，见郡国（全国各地）多不便（以……不便；指责）县官作盐铁，（认为）铁器苦恶（不结实），贾（价格）贵，或强令民卖买之《汉书.食货志》。”
(1)据材料一，概括盐铁官营的背景。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汉代的盐铁官营政策进行评价。
材料一 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引起学术文化发生巨大变动，官学衰败，民间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评价各学派时提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学说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明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即使是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也都是固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心。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来自民间，以道家思想为主，整合了阴阳、儒、法等各家，但它只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思潮，没有被官方确立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到汉武帝继位后，在董仲舒等儒家信徒的辅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初步确立了儒家官学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其后几千年儒家学说独尊的地位。当然被独尊的儒学，并不仅仅是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融合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顺应现实而做出的思想重大发展。
——摘编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时学术思想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