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天下无道、世风日下的社会动乱局面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严峻形势，孔子及其弟子们以上古三代文化和华夏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将全部关注的焦点都对准了现实社会的“救世”“补弊”问题，把自己的学说定位在“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关于“人道”的框架内。当孔子和孟子在各国诸侯之间奔走游说，竭力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均未能见用，然而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董仲舒的学说和汉武帝的治国之道却找到了共同的指向，那就是维护皇权——大一统。董仲舒向武帝上书“天人三策”，其建议受到武帝重视，朝廷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专用儒经，汉代儒学由此得到尊崇。
——摘编自陈效鸿《从春秋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历史际遇》
材料二 宋儒在排佛的同时，开始反思儒学。王安石、张载、二程、邵雍等开始把目光投向佛老典籍，他们大量阅读佛老书籍，以“惟理是求”的原则，或援佛老入儒，或以儒释佛老，在吸收了佛老的精髓后，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理学。理学把自然界和入类社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封建统治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理学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儒学长期萎靡不振的局面，而且改变了以往儒学那种繁琐经学形态。这种学术被后世奉为官方哲学，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把自然、人生、社会融为一体，在熔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摘编自王冠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孟的主张“未能见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儒学的社会价值。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的学说和理学的相同点。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文教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变革。受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教育逐渐走向没落。流散在四方的王官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出卖知识。而没落的贵族子弟、新涌出来的新兴地主分子和挣脱枷锁的自由民，又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二者的结合加速了“学在四夷”格局的形成。此外，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教发展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摘编自张传燧朱璋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四次重大变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西汉诸帝继续推行太学教育，至成帝末年，太学生员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因博士数量及博士弟子员数额有限，私授儒学的现象在汉代也是蔚然成风绝大多数的授业者都会被朝廷或地方官府延请聘用。此外，很多经学出身的官员退隐后，也会把教授儒学作为自己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阎步克说：“汉代民间私学之地位并不低于太学。”
——摘编自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文教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文教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以汉族为主体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空前统一的秦王朝，自春秋时期起涌现的华夏 民族融合告一段落。华夏民族自此同属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趋向一致。秦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措施，很快实现了“书同文，行同伦” （《礼记·中庸》）的理想。“书同文”标志着秦王朝统治区域内文字和文化的统一，“行同伦”反映了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的一致。这种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用来作为统一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武器。从此，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道德伦理和统一的心理素质，即统一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形成了。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 “断诸北语，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跟。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荣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摘自《魏书》《资治通鉴》
材料三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重视“要在中央”，也强调因俗而治，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用一句话概括此期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阶段特征，并以文化方面的史实加以论证。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促使鲜卑汉化的主要措施，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解读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元代在东北地区的民族政策与唐代有何不同？从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角度用一句话概括其历史意义。
4 .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其中董仲舒的儒学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并利用阴阳家学说把思孟（子思和孟子）学派的天人合一论和荀子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封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给儒学披上神学的外衣。在他的思想体系里看不到“和而不同”的观点。他所强调的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如果说在伦理学的范围，董仲舒的儒学丧失了理性主义，那在政治学的领域，他的“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却推动了国格，观念的诞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在唐代统治阶级思想中，他们既不能放弃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作用，也不愿意对有助王化的佛教和道教势力进行实际上的限制。至中唐时，道教空前兴盛，并从义理与人生哲学方面整合儒佛之学，倡导“性命双修，与理身理国”。佛教也因其由博而约、由繁而简的发展趋势，吸纳着众多信徒，抚慰着世人普遍不安的心灵。此时的儒学，因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权成的失坠，而陷入了治国无力、治心无门的窘境。虽然韩愈等人力排佛老、捍卫儒家道统，但直到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的出现，儒学复兴运动才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他们既捍卫和发扬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传统，也从哲学义理的高度给予儒学以系统的解释和说明。
——摘编自刘亮红《唐代儒学权成失坠表现及原因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代儒学陷入“治国无力、治心无门的窘境”的原因，并指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才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的表现。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所以“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就君民关系，董仲舒说：“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故君唱而民和，君动而民随；就君臣关系，董仲舒说，臣是受命于君的，所以，“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摘编自丁银高《论董仲舒的王权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对“以君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所不满，明确肯定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君王的天下，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臣”的产生是要与君共治天下的。他把治天下比喻为“曳大木”，臣与君是“共曳木之人也”。`同时强调了“法”对“人治”的有效规范、引导与约束惩罚。
——据鲁敏《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和黄宗羲的君权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君权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一 秦代追求大一统的边疆治理思想，通过“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从而达到“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目的。汉武帝重视“王者无外”，王者的终极目标是大一统，把夷狄等同于华夏，希望把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纳入到王化的范围之内。
——据卜宪群、袁宝龙《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边疆治理思想的共同之处，并分析其出现的历史背景。
材料二 元朝在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地区设置行省，较唐朝大大加强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力度，与内地一样征收赋役。在西域设置了宣慰司，普遍任用土官，可管理由地方蛮夷组成的土军，但朝廷也可调用土军。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委任蛮夷首领，肯定其利用土地、山林等资源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资源占有的权力。
——据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边疆治理的特点。
材料三 清政府边疆管理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完备而周密。在实际运作中，是以行政管辖体制的改进完善为中心环节，与其他措施相辅相成，把提高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加强有效行政管理，维护国家疆土有机结合。
——据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政府为“提高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而采取的措施（任举两项）。
材料一 秦国，其公族原出东夷,西迁后长期与戎狄杂处,被目为戎狄。“好马及畜，善息养之”,传到襄公时，以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受封为诸侯，并授之周人的故土——“岐以西之地”。到秦缪公之时，国势强盛，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霸业。此时的秦缪公，在与戎王使者由余对话时，俨然“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中国自许。
——据田广林 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整理
材料二 敦煌便是国际文化进入的大门，……从地理上看，天山东部像一座半岛，遥遥相望的敦煌犹如一座灯塔，为“日款于塞下”的商胡贩客领航、指路；……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唐代敦煌的变化更为深刻……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已不亚于国都。……敦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行政中心、国际贸易市场，也是佛门圣地……更为精彩的是，壁画和塑像反映出不同文明在碰撞中悄悄地改变着。
——张传玺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册
(1)春秋战国时期，各少数民族出现华夏认同观念。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国这一观念形成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概述秦朝建立后顺应这一观念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采取的措施。
(2)读材料二图，写出敦煌所在位置的数字标号。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敦煌开始成为“发号施令的行政中心”的相关史实，并概述敦煌凸显的“华戎所交”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贤良对策,以“改制”问题,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董仲舒通过诉诸春秋公羊学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建议汉武帝适时“更化”。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全部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基础之.上。董仲舒将“五德终始”的学说加以改造,提出“三统”“三世”说,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和社会演化。他继续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最终得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重新诠释春秋公羊学中的“通三统”“张三世”,托春秋公羊学之“古”,改清王朝之制。康有为认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人类进化，皆有定……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盖为进化之理而为之”。康有为说“太平之治”是“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大义的第一义”。这样,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理论依据的、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经学,到了康有为手里反而变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改制”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改制”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