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文教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变革。受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教育逐渐走向没落。流散在四方的王官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出卖知识。而没落的贵族子弟、新涌出来的新兴地主分子和挣脱枷锁的自由民，又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二者的结合加速了“学在四夷”格局的形成。此外，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教发展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摘编自张传燧朱璋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四次重大变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西汉诸帝继续推行太学教育，至成帝末年，太学生员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因博士数量及博士弟子员数额有限，私授儒学的现象在汉代也是蔚然成风绝大多数的授业者都会被朝廷或地方官府延请聘用。此外，很多经学出身的官员退隐后，也会把教授儒学作为自己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阎步克说：“汉代民间私学之地位并不低于太学。”
——摘编自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文教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文教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材料一 秦国，其公族原出东夷,西迁后长期与戎狄杂处,被目为戎狄。“好马及畜，善息养之”,传到襄公时，以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受封为诸侯，并授之周人的故土——“岐以西之地”。到秦缪公之时，国势强盛，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霸业。此时的秦缪公，在与戎王使者由余对话时，俨然“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中国自许。
——据田广林 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整理
材料二 敦煌便是国际文化进入的大门，……从地理上看，天山东部像一座半岛，遥遥相望的敦煌犹如一座灯塔，为“日款于塞下”的商胡贩客领航、指路；……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唐代敦煌的变化更为深刻……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已不亚于国都。……敦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行政中心、国际贸易市场，也是佛门圣地……更为精彩的是，壁画和塑像反映出不同文明在碰撞中悄悄地改变着。
——张传玺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册
(1)春秋战国时期，各少数民族出现华夏认同观念。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国这一观念形成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概述秦朝建立后顺应这一观念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采取的措施。
(2)读材料二图，写出敦煌所在位置的数字标号。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敦煌开始成为“发号施令的行政中心”的相关史实，并概述敦煌凸显的“华戎所交”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以儒家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说，是三纲五常。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与“民意”无关。中国的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因为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的合法性。这一套意识形态也不断塑造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拥有对“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对“大一统”秩序的强烈认同，士农工商莫不如此。汉朝有完整的基层政权并深入基层的文教事业。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春秋，用儒家文化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法度，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材料二 罗马帝国注重建立稳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罗马民族认同”。例如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后，号召以罗马的传统美德，即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来凝聚人心。维吉尔创作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罗马民族”认同；李维写《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作《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然而，罗马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只有行省的贵族和官僚才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不会说，更谈不上融合相通。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罗马苦心建构的“民族认同”，由于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因此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与古代罗马在国家治理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与古代罗马国家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贤良对策,以“改制”问题,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董仲舒通过诉诸春秋公羊学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建议汉武帝适时“更化”。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全部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基础之.上。董仲舒将“五德终始”的学说加以改造,提出“三统”“三世”说,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和社会演化。他继续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最终得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重新诠释春秋公羊学中的“通三统”“张三世”,托春秋公羊学之“古”,改清王朝之制。康有为认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人类进化，皆有定……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盖为进化之理而为之”。康有为说“太平之治”是“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大义的第一义”。这样,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理论依据的、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经学,到了康有为手里反而变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改制”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改制”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一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是新儒学完全建立并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儒学家把佛教的心性义理之学与道教的“太极”思想糅入儒学，在此基础上，正式衍生出理学。到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被朝廷尊为官方学术，获得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1)指出秦始皇和汉武帝将思想“归于统一”的主要举措，并说明其产生的不同影响。(2)指出宋代“新儒学”产生的思想基础，并概括程朱理学有哪些核心主张。
材料一《汉书·陈汤传》记：“（汤）前至郅支城都赖水……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阵）。”鱼鳞阵这种布阵法是罗马军队常用的龟甲阵。《汉书》记载了这个阵法，当然也可以表明这个新的西方罗马（大秦）的作战方式，西汉人已有所了解。《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裔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安息船人所说渡海需要的时间，应是指从地中海东岸到达罗马帝国首都罗马的路程所需要的时间。
——摘编自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但正如甘英西行受到安息商人百般阻挠一样，罗马帝国同中国的直接交往，同样受到安息的阻碍。因为安息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经营丝绸中介贸易的巨大利益，一直不愿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直接交往。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位传奇式的船长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秘密，这标志着罗马人掌握了季风航行技术；再加上罗马人拥有更加坚固和规模更大的远洋帆船，装载大量的船货，延长航程得以实现。据文献记载，无论使团，还是商人，都是趁3月开始的西南季风，从红海海口漂洋而来中国的。
——摘编自何芳川《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与罗马交往的状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朝中国与罗马交往的条件及意义。
材料一 西汉初年，实行盐铁私营，“吴王专（垄断）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救济穷人），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叛逆朝廷）之心作（《盐铁论.禁耕第五》）。”汉武帝中期，由于多次征讨匈奴，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聚敛财物，奴役贫民），转毂百数（财富百车），废居居邑（囤积居奇），封君皆低首仰给（仰仗他们供给物资）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帮助解决）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公元前119年，桑弘羊等人的鼓动下，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是以万物流通，而朝廷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制赏，皆赡大司农（依靠盐铁专营的机构）。”
东汉时，“式（卜式，人名）既在位，见郡国（全国各地）多不便（以……不便；指责）县官作盐铁，（认为）铁器苦恶（不结实），贾（价格）贵，或强令民卖买之《汉书.食货志》。”
(1)据材料一，概括盐铁官营的背景。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汉代的盐铁官营政策进行评价。
材料一 “天命观”是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之一，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同时，孔子重“人事”而轻“鬼事”，重“生”轻“死”，对鬼神和死持“避而不谈”的态度。孟子延承了孔子天命思想，他将天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它的本质属性，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本原，人的性善和仁义理智等都来自于天赋，由此延伸出的是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主张修身行法，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荀子继承孔子重道德、重人事、重天命的观念，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天道为人类造福，君子之道不等于天道，一者曰统一的关键是克服情欲从而“人定胜天”。
——摘编自赵旸《先秦儒家的天命观》
材料二 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经过几十年的恢复，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藩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先秦儒家三位代表人物的天命观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的特点，并分析形成特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