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时期，匈奴一度占有整个漠北、河西及西域地区，严重威胁汉王朝的生存，同时阻断了汉王朝通过丝绸之路沟通域外。张骞出使西域后，汉王朝于公元前121年，将匈奴势力赶出了河西地区。公元前101年，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胜利后，又在西域设置西域使者校尉，由其率领军队在今新疆轮台和库尔勒西南屯田，以供给和保护往来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后又设置“护鄯善以西校尉”，用以维护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
——摘编自孙玉琴《汉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材料二 朝贡制度自先秦社会就已萌芽，发展至明朝时则进入鼎盛时期，直接表现在贡国数量的增多及朝贡活动规模的扩大。永乐二十一年（1423），出现了南渤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等16个国家，多达1200多人的朝贡使团来明朝进行朝贡的宏伟景观。但随着明朝倭患不断，由明入清的王朝更迭，朝贡制度出现危机，到清末，朝贡制度最终解体。
——摘编自陶继波、那日呼《繁荣、危机与衰落明清时期东亚朝贡制度变迁略论》
材料三 “一带一路”传承了古代丝绸之路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具有新时代的特征。首先是“亲善之路”，这是指“一带一路”是在古丝绸之路对民族稳定及社会和谐的前提下进行建设的，我国会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发展、互利共赢。其次是“繁荣之路”，现如今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古丝绸之路创造社会财富、联系东西方贸易的作用一样，连接了亚、欧、非三块大陆，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机遇与潜力。最后是“交流之路”，“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一样，不仅是经济贸易之路，还是文化交流和民众交往之路。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要发扬丝路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
——摘编自王义桅《论“一带一路”的历史超越与传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丝绸之路开辟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时朝贡制度进入鼎盛的历史事件，并说明朝贡制度危机出现对明清政策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一带一路”的新时代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丝路精神的本质内涵。
材料一 汉文帝、景帝时期，西汉王朝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水旱之灾，百姓基本可以实现温饱，国库也囤积了钱财和粮食。汉初建立了严格的马匹驯养和管理制度，并制定法律加以约束，如实施“马复令”。在与匈奴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后，汉朝还从匈奴那里大量购买战马，以充军用。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大量生产铁器作为武器。
材料二 公元前133年，马邑的富商聂壹向王恢献策以马邑假献来诱敌深入，以此伏击匈奴。汉武帝采用了王恢的献计，发动了马邑之围。这场战争中聂壹假投降，以此来吸引匈奴进入汉朝的伏击圈。匈奴单于本来轻信，却不料在率大军赶往马邑城的途中知晓了此计划，故仓皇撤退。马邑之围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体现了匈奴对汉王朝的松懈心理，这也是汉王朝对匈奴政策由和亲转为战争的标志，为后来几十年汉匈间大规模战争拉开了序幕，汉匈战争从此全面爆发。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匈奴的战争大大小小有十余次，其中决定性的战争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芯雨《西汉初至武帝时期汉对匈奴政策转变及原因分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对匈奴政策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主要战果。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主要意义。
材料一从汉代多种史籍来看，汉武帝之时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经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的两次战役之后，西汉已基本将匈奴的势力从河西驱逐出去。控制河西走廊后，西汉逐步设置了郡县，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还将移民屯田扩展到西域。汉长城在当时称为“塞”，包括城、障、燧、亭等设施的汉塞集军事防线与交通渠道为一体。将长城延伸至河西、西域，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
——摘编自荀长玲，徐黎丽《两汉对丝绸之路开通与维护的贡献》
材料二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商业的繁荣程度居世界领先地位。繁荣的海外贸易也为宋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摘编自许尔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1)根据材料一，简述汉代开拓与维系丝绸之路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影响。
| A．证明秦亡于严刑峻法 | B．准确揭示了秦朝灭亡原因 |
| C．受特定历史环境影响 | D．缺乏事实支撑没有可靠性 |
材料一 史载，汉武帝为了追求西方的良马，使者往来西域络绎不绝。他在获取西域宝马之后，曾经兴致勃勃地作《天马歌》，欢呼这一盛事。“天马”远来的汉武帝时代，正是当政者积极开拓中西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天马”实际上已经成为象征这一时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文化符号。
——摘编自王子今（新编中国史·秦汉史》
材料二 在长安，西域进贡的珍稀野驼、风脚驼被圈养在皇家苑囿中；皇家禁军之飞龙驼偶尔担负漕路粮米的运载任务；使者骑乘白骆驼或者明驼驰赴京师来报军情；公主出嫁和下葬的队伍中有骆驼负重而行；皇家子弟狩猎也带着骆驼出行；胡商牵引着骆驼满载西域珍宝进入西市，而骆驼本身也可能是此行的交易物品。
——摘编自杜远东《唐代骆驼研究》
材料三 随着国力的逐渐恢复，以明朝为核心的新的朝贡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麒麟在中国只是一种活在传说里的动物，一直被视为祥瑞的象征。永乐十二年“榜葛剌国王赛弗丁遣使奉表，献麒麒，并贡马及方物”，举国欢腾，被认为是祥瑞之兆。此后，海外诸国对华输出的动物随之增多。过于频繁的动物交流，也使明朝喂养所需的人力、物力不断加大。
——摘编自赵凯莉《明朝时期海外诸国对华输出动物考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天马”“骆驼”成为汉唐时代文化符号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明朝时期以“麒麟”为代表的异域动物传入中国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