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汉武帝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发卒数万人在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修治被冲毁的黄河堤坝。自此黄河回归故道之后，80年没有造成大的灾害。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如曹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灵积渠、成国渠等，形成了“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水利网。京畿之外的关东地区，也有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当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郡，都饮黄河水及川谷之水，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东海郡引钜定泽，泰山郡引汶水，都穿渠溉田各万余顷。各地规模较小的水利工程，更不可悉数。
——摘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玄宗开元年间，以裴耀卿为相，兼江淮都转运使，对漕运系统加，在黄河与汴河交汇处设置河阴仓，与原有的太原仓、永丰仓形成枢纽，连接柏崖、集津、三门以及含嘉、龙门各仓，实行水陆并举、节级运输。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谓诸仓递进，水通则行，水阻则止，宜于陆运则陆运，便于水运则水运。改革之后，漕运能力大增，最高额达到每年运米250万石，使关中粮储充实，改善了唐朝的财政状况。
——摘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水利分布的概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指出汉武帝时期水利兴修和开元年间漕运改革的共同积极作用。
材料一 来自遥远市集的异国奇货给丝绸之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形，但其真正的意义是成为交流的纽带。中国的造纸、制铁、水车、耕牛用的牛轭和后来的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则缓慢地传播到了西方，其过程有时长达几个世纪。植物和农作物的种子和胚芽在东西方之间相互传播。宗教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往东方；佛教在东汉晚期传入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晚了几个世纪。
——摘编自【美】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极简中国史》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丝绸之路成为“交流纽带”的四个方面。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依据及时代意义。
材料一 公元前202年，刘邦受诸侯王推戴做了皇帝。西汉政府在法律制度上多承袭秦制，但政治体制却实行与秦朝不同的郡国并行制。当时经济凋敝，政权力量相对薄弱，北方强族匈奴又经常侵略。多年的战乱，使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并且部分地方势力较大。
——摘编自李阳《浅析西汉封邦建国的原因》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之后，厉行中央集权……特别是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把王国的领地割裂成许多侯国，达到了不事声张而削藩的目的。此外，汉武帝还以“左官律”“阿党法”等立法手段，从对人才资源的控制上，堵塞了诸侯王国势力坐大的通道。
——摘编自刘丸、朱汉国主编《历史学习精要》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实施“郡国并行”体制的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并分析其主要影响。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可以从孔、孟两圣的生平经历中略见一斑。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先后到达卫、陈、曹、宋、郑、蔡诸国，但均未能找寻到施展抱负的舞台。与孔子相隔百年的亚圣孟子，同样在学成之后周游列国，历至梁、齐、宋、滕、鲁等国，不过与孔子一样，孟子的政治理念也始终未获明君赏识，最后负憾而终。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叔孙通向刘邦提议，“儒生虽然不能一块和您打天下，但是可以辅佐您治理天下。臣愿意去召集鲁地的儒家学者，与臣一起制定礼仪。”为了让刘邦能够接受儒家的礼制，叔孙通从汉初实际情况出发，对儒家古礼进行改良，制定出了一套符合刘邦需求的礼法。刘邦看到后，感慨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可以如此尊贵！”
——摘编自《叔孙通：被遗忘的圣人》
材料三 董仲舒时期的儒学，通过对诸子之学的吸纳，其理论体系相当庞大，而其对现实的关注也在深入。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理念，强调君权神授以及国家政治思想各方面的高度统一，这几乎完美地满足了当时统治者对于政治哲学的一切需求。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地位及当时儒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儒学地位上升的原因。
材料一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会有恻隐之心。统治者只需要顺从自己内心的恻隐之心，就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民有恒产”，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认为“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
材料二 西汉董仲舒的思想以“君权神授”为核心，认为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人民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天道，否则就是反对上天。他还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宣扬“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也是天的意志，天的安排。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练《浅析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的主要不同》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孟子与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到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王朝对边疆各族经略以国力为后盾，依情况不同或战或和，战和相继。在统治方式上亦有所别，有的采取郡县直接管辖而又与汉民有别；有的仍保留该民族原有统治制度，与汉为臣属关系；有的是专设一些统治机构因俗而治。
——摘自-刘彦威著《西汉王朝的边疆经略》
材料二 （元朝形势图）（1330年）
材料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王朝，结束了唐之后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元朝的历史贡献显然不仅局限于疆域的拓展，更重要的是为中华各民族间进一步加深了解，为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环境。元朝根据大一统国家的统治需要，在全国推行“因其俗柔其人”的政策。
——摘自乌恩著《草原民族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边疆治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因俗而治的具体表现。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因俗而治政策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贤良对策,以“改制”问题,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董仲舒通过诉诸春秋公羊学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建议汉武帝适时“更化”。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全部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基础之.上。董仲舒将“五德终始”的学说加以改造,提出“三统”“三世”说,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和社会演化。他继续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最终得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重新诠释春秋公羊学中的“通三统”“张三世”,托春秋公羊学之“古”,改清王朝之制。康有为认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人类进化，皆有定……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盖为进化之理而为之”。康有为说“太平之治”是“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大义的第一义”。这样,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理论依据的、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经学,到了康有为手里反而变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改制”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改制”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