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一方面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制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神学理论，以神权论证君权，以天道论证人道，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回答了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垂问乎天人之应”等问题，使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董仲舒一改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点，继承了荀子的外王路径，改造儒学，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使儒学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等现实政治的需要。
——摘编自王杰《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
材料二 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实现了与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其后果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自从儒学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并可以作为晋身之阶以后，表面上看来儒家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的自由，儒生成了皇权之下的官员，他们不能不受到皇权的制约与束缚，而为了那些利益，儒生从此也不能不采取实际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
——摘编自申波《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董仲舒新儒学的影响。
材料一 在地方与中央的问题上，针对汉初“郡国并行”造成的诸侯尾大不掉的弊端，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弱藩国实力，使之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
——摘编自徐本华《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汉武帝在宏观经济制度层面推行了一场整体配套制度改革，这具体表现：在将利益最为丰厚的铸钱、煮盐、冶铁国营化；废除民间铸钱旧俗，规定由政府统一铸造五铢钱；实行“均输”“平准”等。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初推行的地方管理制度及该制度的弊端。(2)根据上述材料，归纳汉武帝的政治、经济措施及意义。
材料一 汉朝时，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兼行海市。当时的对外贸易通道已四通八达，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古老商道交会，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朝鲜半岛有“乐浪道”，不仅送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北丝绸之路”。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外贸易较发达的时期。宋元统治者为了取得海外奇珍异宝并征收外贸税收以助国用，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朝贡”“官本船”为名的官方贸易，凡属官方贸易的货物，免交商税；另一种是民间贸易往来，主要港口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都设有专职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负责管理商舶，征收舶税，收买舶货。
——摘编自马珺《浅论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对外贸易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元时期对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材料 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是人治，官吏的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实现水平。汉初选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军功制；二是郎选制。军功制适应兼并统一战争形势的需要，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无法满足和平建设时期选拔管理人才的要求；郎官是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他们内守门口，娴习“汉家故事”，有缺则可补授其他官职。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外，还有郡国不定期的举荐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人才需求的急迫，但也存在不完善，其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在举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带有浓厚的个人好恶倾向。东汉中后期，由郡国每年向朝廷推荐的孝廉、茂才等人选，多从州郡属吏中产生，这为公卿大姓子弟的出仕和迁升铺平了道路。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汉初和汉武帝时期的选官制度。(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时期选官制度的形成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以汉族为主体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空前统一的秦王朝，自春秋时期起涌现的华夏 民族融合告一段落。华夏民族自此同属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趋向一致。秦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措施，很快实现了“书同文，行同伦” （《礼记·中庸》）的理想。“书同文”标志着秦王朝统治区域内文字和文化的统一，“行同伦”反映了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的一致。这种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用来作为统一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武器。从此，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道德伦理和统一的心理素质，即统一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形成了。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 “断诸北语，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跟。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荣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摘自《魏书》《资治通鉴》
材料三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重视“要在中央”，也强调因俗而治，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用一句话概括此期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阶段特征，并以文化方面的史实加以论证。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促使鲜卑汉化的主要措施，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解读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元代在东北地区的民族政策与唐代有何不同？从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角度用一句话概括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部刺史奉诏条察州，惟一条察强宗豪右，其五条皆察二千石。（张敞）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广川王国群辈不道，贼发不得，敞围王宫搜得之，捕格断头，悬王宫门外。因劾奏广川王削其户。盖自贾谊自文帝时已虑诸国难制，吴楚反后防禁益严，部刺史总率一州，总以此为要务。
——摘编自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材料二 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
（何）武为刺史，二千石有罪，应时举奏，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然后入传舍，出记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已乃见二千石，以为常。
——摘编自班固《汉书》
(1)根据材料，概括刺史的职责并说明其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刺史制度建立的背景并归纳其性质。
材料一 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率军出击匈奴，在白登遭遇围困。“白登之围”使西汉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在西汉与匈奴当时的力量对比下，想要通过战争的办法彻底解决与匈奴的问题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刘邦采取“和亲”政策，以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此后惠、文、景帝到汉武帝即位初期，沿袭了与匈奴通过和亲换取和平的政策。
——摘编自吴元坤、于淑英《西汉与匈奴和亲政策述评》
材料二 武帝初期，国家安定和谐，军事实力大为增强，西汉王朝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当时匈奴时常违背约定侵扰汉境，边地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屈辱和亲已经不适用于强盛的汉朝，稳固边境、反击匈奴成为首要举措。汉武帝多次下令北击匈奴，历经河南、河西、漠北三次极大战役之后，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基本解除。
——摘编自王妍《试论西汉前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汉初期对匈奴和亲政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对匈奴政策的变化及影响。
材料一 “丝绸之路”一词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从历史上看，这条大道的建成并非一人之力，而是东西方众多先驱共同开拓的结果。……就陆道而言，西段的建设者应该上溯至亚历山大，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亲率3万精兵东征波斯，欧洲势力开始进驻亚洲腹部临近中国的地区……东段开拓者显然要数汉武帝的使者张骞。至东汉，政府经营西域，使者西行的路程远比张骞要长，其实际影响也比张骞要大。就在使者出使大秦后不久，也就是公元100年，“远国蒙奇兜勒（马其顿，时属罗马帝国）皆来归服，遣使贡献”。马其顿遣使打通中西间的直接交往。
——摘编自杨共乐《丝绸之路：人类携手合作的创举》
材料二 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自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中国商人、货物深入南洋群岛每个角落。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1)根据材料一，写出亚历山大开拓丝绸之路“西段”的史实；并结合所学，简述两汉使者对丝绸之路“东段”开拓和延展的历史贡献。
(2)根据材料二，概括“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并结合所学，写出经营“特殊的流通路线”的国家名称。
材料一 两汉时期关于君权的制约机制渐超形成，“天”在秦汉之际的民众中具有神秘而崇高的地位，按认为是一切合法性的最后根据。董仲舒对传统的天神观改造和重构后，强调“天者，百神之六君也”“三者亦天之子也”“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赋言民者，天夺之”；宰相应“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上佐天子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重大事件要经过中枢机构的集体讨论，方才下诏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有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廷争”，这无疑削弱了君主决策的随意性。汉代君主治国理政尤为关注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以提升执政能力，这就促使其设立史官，传承古已有之的修史传统。
——摘编自向晋卫《汉代社会对君权的制约机制》
材料二 黄巾起义使东汉政权一蹶不振，隔断了中央与地方的从属关系，进而演变成天下大乱。持续的战乱造成地方势力坐大。世家大族操纵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魏晋以降，门间士族有宾客、门生、部曲、佃客与奴婢，并占据广阔的山泽庄园，势力空前强大，且可凭恃九品中正制平流进取，巩固其政治地位。三朝更迭对他们来说，自不必放在心上。自曹操崛起以来，强调唯才是举，认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也可为我所用。曹魏中期至西晋，谈玄之风盛行，不少士大夫热衷于追求庄子式的逍遥，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及至晋宣南渡，此风弥煽。凡此种种，使君主制专制呈现出一种持续衰微的趋势。
——摘编自任重《魏晋南北朝君权削弱的几个因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制约君权的重要因素及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君权逐渐衰微的原因。
材料 汉初，郡县制是基本行政体制，但又先后分封异姓王、同姓王，所以又是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局面。封国有王、侯两级。诸侯王国名义上受朝廷节制，但它们有割据之实，专制皇权不能施行于王国所属的郡县。侯国是列侯的封地，建制与县相当，直属朝廷，而不受所在郡的管辖。在高祖晚年，“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九个同姓王国占据地35郡，与异姓王长沙国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总封域占汉朝疆域一半以上。朝廷直接管辖为15郡，比高祖初年更形缩小。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汉初统治者掌控地方的具体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述举措的弊端，并归纳汉武帝解决弊端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