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
汉昭帝（武帝之子）始元六年，西汉朝廷召开了一次历时五个多月的会议，集中讨论武帝以来各项政策的得失，其中盐、铁问题成为焦点，史称“盐铁会议”。会上参与争论的人员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朝廷征选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另一派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员。两派的主要观点如下
| 贤良文学 | 桑弘羊 |
|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 | 子贡以贮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瞻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 |
| 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瞻也。 | 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 |
| 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 | 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 |
|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 |
会后西汉朝廷接受贤良文学的部分建议，废止了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但仍保留了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
——摘编自刘浩《盐铁会议中的王霸之争研究》等
(1)根据材料，概括盐铁会议上两派的主要观点。
(2)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桑弘羊治国思想的认识。
材料一 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一方面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制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神学理论，以神权论证君权，以天道论证人道，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回答了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垂问乎天人之应”等问题，使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董仲舒一改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点，继承了荀子的外王路径，改造儒学，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使儒学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等现实政治的需要。
——摘编自王杰《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
材料二 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实现了与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其后果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自从儒学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并可以作为晋身之阶以后，表面上看来儒家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的自由，儒生成了皇权之下的官员，他们不能不受到皇权的制约与束缚，而为了那些利益，儒生从此也不能不采取实际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
——摘编自申波《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董仲舒新儒学的影响。
战国秦汉的农牧业分界线变迁图
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阅读图文资料，结合所学，评析战国秦汉时期农牧业分界线的变动。
材料 聂政（?—公元前397年）,韩国轵人，因杀人偕母及姊避祸齐地。韩大夫严仲子与韩国相侠累结仇，潜逃濮阳。严仲子闻政快名，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待母亡守孝三年后，忆及严仲子知遇之恩，刺杀快累于阶上。
后世形成了多个版本的“刺客聂政”故事，如下表：
| 时间 | 作者及著作 | 叙事及评价 |
| 汉朝 |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 突出严仲子与聂政的朋友之遇，称赞聂政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国士”;突出聂政的孝道和信义，把父（母子）子、兄（姐）弟和朋友这三个伦理统一起来。 |
| 宋朝 | 司马光《资治通鉴》 | 严仲子是一个为非作歹二十年、败坏礼法纲纪的乱臣贼子。聂政受其“礼贤下士”的外表蛊惑和蒙骗，“盗杀韩相侠累”,并非义举。 |
| 1905年 |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 | 中国古代武士具有十八种美德，其中一条是“受人之恩，以死报之”,比如聂政、荆轲等。武士美德意味着把道义、恩仇、朋友和国家等置于个人生命更高的位置。 |
| 1942年 | 郭沫若 历史剧《棠棣之花》 | 在联纵抗秦的民族大义下，反抗昏君奸臣的严仲子、聂政等都是仁人义士，而屈从暴秦的韩相侠累和国君哀侯成为了彻底的反面人物。 |
——摘编自陈颀《复仇与礼法——以聂政的复仇叙事为例》
从材料中选取两个以上版本，提取信息，围绕论题“时代背景影响人物形象塑造”,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解读。（要求：持论有据，表述成文）
材料 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统治者）通过选择，在诸子百家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因革损益，使之合于当世，便于应用。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摘编自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是如何通过选择确立儒家地位的，并说明其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以隋唐到明清的儒学地位为例，阐述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汉武帝时，桑弘羊主张从商业领域获取财政收入，实践的方法是政府直接参与生产经营，他从政府的经济活动实践中提炼出一套独特的关于商业以及商业从业者的看法，或者说政府与市场私人商业活动之间关系的观点。
——摘编自赵德馨、唐艳艳《汉帝国何以由富国变为强国——桑弘羊经济思想研究》
材料二 王安石变法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正相类似。司马光在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亦曾举述汉昭帝即位后较诸武帝改弦更张的举措，谓“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试图以此汉朝旧事作为历史依据，来说明其主张的合理性。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秦直道与长城呈”正确”形架构，相互支撑、遥相呼应。秦在直道沿线设有严密完备的配套军事防御设施，如关隘、兵站、驿站、烽火台等。前方有事，大军三天三夜即可从咸阳疾驰到河套前线。秦直道基本沿山脊布线，地形相对平缓、顺直，所经地区植被繁茂，道路隐蔽性好。直道路基底部最宽达60米，顶部宽30米至40米，残存最厚的垫土层现今仍有6米以上。直道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选线规划、勘察设计和施工建设。
——摘编自何吉成《震古烁今秦直道》等
(1)阅读材料一、概括秦直道的特点。材料二 汉武帝刘彻多次沿秦直道北击匈奴，巡视朔方。飞将军李广从秦直道快速进军，让匈奴骑兵措手不及。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许多迹象表明，呼韩邪单于当时是循“直道”南下。昭宣之后，汉匈关系转向缓和，双方使节来往频繁，多次从直道经过。王昭君北上经行“直道”之说，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直道连接“北边道”，匈奴获得中原丝织等商品后，与西域各族和希腊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换。
——摘编自王子今《文化史视角下的秦直道考察》等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直道在汉代发挥的作用。材料国家的职能是国家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封建国家的统治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劳动人口的编制；二是施行平籴、和买等调剂社会经济的政策，但主要是对人民进行剥削，赋税、专卖和货币都是重要的剥削手段；三是组织军队用于保卫统治集团和统治阶级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四是树立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体系；五是监察。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
根据材料，选取中国古代任一朝代，围绕“国家统治职能”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论证。（要求：论题明确包含所选朝代，并至少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史实准确，表述清晰。）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帝制中央集权，内而废封国，以郡县官僚制直辖编户，变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旧状，外而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西汉继续实行编户授田和军功爵奖励耕战，又“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善郡县制，推行五铢钱，凿空西域，使天山南北首次与内地连成一体。汉武帝诏书曰“中国一统”，当是秦汉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基本疆域的郡县制大一统。
——摘编自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材料二 在历代封建王朝和边疆各民族共同经营的基础上，边疆地区经过清代前期的治理和开发，自然凝聚成中国古代疆域。这一时期，清朝的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蕙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在内，陆地总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朝在全国设置了18个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以及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并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扩大了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
——摘编自段红云《清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及其对中国民族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在维护“大一统”方面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清代前期在边疆治理方面的表现，并概述其意义。
材料一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匈奴人集中分布的区域建立了不同于内地的属国和道。唐代统治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羁縻府州，实行羁縻统治。由于边疆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塞外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和内部边民叛乱的情况时有发生。汉唐两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均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之恩威并施手段，对边疆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汉唐两朝通过移民实边、大兴屯田等措施，以发展经济为纽带，以开展贸易为手段，实现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上的往来互洽，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汉唐两朝统治者一直重视对边疆的文教治理.“宣文教以章其化”.积极推行文化治理方略，以增强边疆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实现边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摘编自杨丽、叶珍珍《汉、唐北部边疆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唐初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尤其是雄踞漠北的东突厥。唐初集中精力整合内部，而对突厥则采取隐忍防御之策。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至贞观三年(629年)，唐王朝国力渐盛，于是战略目标开始从对内转向对外，战略方针也从单纯防御转为积极防御，进而发展为攻守兼备。对外的重点是解除正面的威胁，经过贞观四年(630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两次大规模对东突厥的反击作战，唐军先后平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及其余部，灭薛廷驼，平定铁勒诸部，北面的威胁基本得以解除。 于是唐王朝转而向西，经略西域。唐军首先击败吐谷浑，在河西陇右建立起牢固的前进基地.进而征讨高昌、龟兹等国，设西、伊、庭三州，设置安西四镇。到唐高宗时，进一步平定西突厥，唐朝不仅恢复并巩固了在西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影响波及中亚地区。至此，唐代治理边疆的战略基本达成了预期效果。
——摘编自周德钧《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唐时期边疆治理政策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边疆战略成功的原因及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