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 汉高祖时期任命的刘姓诸侯国相基本都是最早加入刘邦集团的将领，地位普遍很高。在刘邦制定“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王原则时，这类军功阶层极力维护建立于郡国并行制基础上的汉政权。此时所封刘氏诸王大多年幼不能执政，故由诸侯国相、傅代理掌治其国，帮助王国稳定。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相互协作，为汉初中央政府制定的政令、举措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文、景时期，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的冲突、诸侯王骄奢不法之事逐渐增加。诸侯国相在中央命令下，从王国内部取得对王国兵权的控制。“七国之乱”后，汉武帝为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而设立“左官”“附益”“阿党”，“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
汉武帝晚年至昭宣时期，诸侯国相的职能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宣帝继位后，“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即重用“通经”“明理”并熟悉政事的大臣为郡国守相，来循吏拊民。此时期诸侯国相在职责上除了监督、辅助诸侯王外，还有着提高地方治理政绩的责任。元帝好儒学，即位后为包括太守、诸侯国相在内的地方官员附加“宣明教化”地方人民的职责。成帝时期，正式提出将相、内史与郡太守、都尉对等接轨，制度上规定相承担王国行政职责。
——摘编自陈昆、李禹阶《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以社会风俗与国家统一的关系为视角，评析秦至西汉初期的统治政策。(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说明西汉时期东西部风俗差异是如何消弭的。
战国秦汉的农牧业分界线变迁图
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阅读图文资料，结合所学，评析战国秦汉时期农牧业分界线的变动。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儒法国家的构建
材料一：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仍然选择法家的治理手段，对它囊括天下的组织能力的有效性以及它在全民战争时期发展出来的一套严酷的统治手段过于自信，其他社会力量于是就失去了对帝国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力。结果，秦帝国从未建立起一套能够成为至少是国家与社会精英群体合作基础的统治性意识形态。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 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资海琼《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研究》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班固《汉书·武帝纪》
材料二：儒法国家，实际指的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
帝国崩溃的根源在哪里？中国的儒法国家历史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这一模式能够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它如何塑造了中国历史的基本形态和发展方向的？
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动乱，亦或是佛教、伊斯兰教的冲击，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本土化或汉化的结局。同时，这一种较为保守的社会风气，即使是宋元明以来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仍然无法使得中国跨越出儒法秩序的枷锁。
材料三：韧性在汉语词典中意思是物体柔软坚实、不易折断破裂的性质，也指顽强持久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同时，韧性也代表着一种经久不变、保守固定的性格。
(1)结合材料一，分别概括秦朝、汉初、汉武帝时期的治国价值观念；(2)根据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评述古代中国儒法政治体系的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