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考古发现不断证明，商周时期中原与域外存在广泛联系。秦国统一战争过程中，大量的燕国、辽东人前往朝鲜半岛，带去良种、铁器、漆器，加速了半岛文明进程。汉武帝命张骞通西域，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西域都护府，畅通的丝绸之路成为两汉中外交往的纽带，海上丝绸之路也在汉代得以建立；东汉朝廷和罗马帝国建立外交联系。葡萄、苜蓿、狮子等传入中原，汉朝的丝绸、漆器一度成为欧洲奢侈品；佛教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
——摘编自葛兆光《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等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中亚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原，以“昭武九姓”为代表的中亚人也大量到中国定居；隋唐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深度影响了高丽和日本，并最终使之成为与大唐相似的“律令格式”国家。伴随蒙古铁骑横扫亚欧，火药、指南针传入欧洲并改变了历史进程。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对中国的茶叶、瓷器、生丝的需求增大，“西学东渐”在明末兴起。
——摘编自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等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伴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增多，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西北地区彻底边缘化；明清经济中心的两江地区，上海取代南京成为经济文化新中心。1885年后，新式通讯、交通工具也逐渐被国人所接受；1895年后，西方的文化、思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改造并融入了我们文化思想体系，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深刻改变了我们这个古老国家。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中外交往的特点并分析影响中外交往的因素。(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相较于古代，近代中外交往的变化及其背景。
材料 贾谊建议削藩是为了“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晁错主张削地是鉴于“不如此，天子不尊”。 贾谊云，“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晁错云，“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 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经过汉朝的大力削藩，至成帝时，外戚王氏盛极一时。王莽借内重外轻之局欲代汉家。但由于宗室衰弱，外无强藩，天下倾首服从，莫能亢捍国难，刘氏纵使有人讨伐王莽，也终因势孤力单而无济于事。所以班固认为，王莽代汉，“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被，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汉代的经济由汉初的中央和地方互补型变为武帝后的中央单一型。汉朝实行高度的统制政策后，尽管解决了很多财政问题，中央的经济实力也更加强大，但地方经济的发展却比以前大大逊色。
——摘编自岳庆平主编《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实施削藩政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朝实施削藩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两汉时期史籍记载中记载的安息即帕提亚（今伊朗），地处西亚和中亚西缘，西接希腊—罗马地中海文明，东邻儒家文化圈。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遣副使抵达安息，西汉、帕提亚两个大国确立了直接的外交关系，“换言之，伊朗和中国从这年便绽开了友谊之花”。下表是关于帕提亚与两汉交流的文献记录：
时间 | 内容 | 出处 |
| 前110年（武帝元封元年） | 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 | 《史记·大宛列传》 |
| 前108年（武帝元封三年） | 大秦（实为安息）国贡花蹄牛 | 郭宪（光武帝时期）《别国洞冥记》卷第二 |
| 87年（章帝章和元年） | 遣使献狮子、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 《后汉书·西域传》 |
| 88年（章帝章和二年） | 安息国遣使献狮子、扶拔 | 《后汉书·和帝刘肇》 |
| 94年（和帝永元六年） | 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枝、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 《后汉书·西域传》 |
| 101年（和帝永元十三年） | 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及条枝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 《后汉书·西域传》 |
——摘编自王三三《帕提亚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
材料二 建立帕提亚帝国的牧民武士们，从一开始就对这里的希腊化作风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而罗马则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断向帕提亚发起侵略性的进攻，同时，罗马人对东方财富的贪欲渐渐发展成为对帕提亚疆域的觊觎和入侵。双方战争不断，各有胜负，相持于两河流域。但帕提亚的商业操纵者们也用各种手段来阻遏罗马与中国的直接沟通。帕提亚在政治统治上反希腊化，在经济及文化生活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帕提亚的货币制度，承袭希腊标准。这使它的人民能与西方民族保持多方面的接触，民间的通好往来并未发生中断。
——摘编自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帕提亚与两汉交往的基本特征，并分析其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说明帕提亚与两汉、罗马关系的不同及其产生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评价帕提亚与罗马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图为汉代官吏选任方式分布图。纳入统计的409名官吏中有明确记载的家贫者仅28人，114名察举起家官吏中可明确家世背景的有65人，家贫者仅3人。
——据李永红《汉代官吏的“起家”与“再起家”研究》
材料二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赋税收入数
农业税收入 | 其他各项赋税收入 | ||
种类 | 折钱数 | 税别 | 钱数 |
米 | 12521079 贯 | 商税 | 8046646 贯 |
银 | 80137 贯 | 酒税 | 13174130 贯 |
钱 | 5585819 贯 | 茶税 | 1942000 贯 |
匹帛 | 2672323 贯 | 盐税 | 7150000 贯 |
丝棉 | 2922517 贯 | 市舶 | 540000 贯 |
合计 | 23781875 贯 | 合计 | 30852776 贯 |
——摘编自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材料三 “豪民”与“富民”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汉代富者从控制基层的选官权开始进而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权力，这使得汉代逐渐演变为“豪民社会”。宋代富者既包括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还包括靠工商业致富的人，“富民”只拥有财富，而没有任何特权，因此宋朝为“富民社会”。
——摘编自林文勋等《再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认识材料三的观点。材料一 早在周朝，就已有“四民”划分。《管子·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在“四民”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汉高帝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惠帝和吕后时，虽然放松了抑商的法律，但是商人的子孙还是不能做官。到汉武帝时期，狂风暴雨般的打击降临到商人头上。盐铁等大宗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收归官府；算缗令的施行，弄得“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唐朝建立后，政府严格规定“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商人本人不得做官，即使是远房亲戚有经商的人，也没有做官的资格。此外，在衣着的质量、颜色、车乘和丧葬等方面，商人受到歧视。
——摘编自李伯重《历史中饱受歧视的中国商人》
材料二 明中叶以后，由于城镇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人逐渐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势力，社会道德、风俗习尚也随之发生巨变。其中一个突出表现便是经商致富的观念逐渐得到社会特别是士人的认同。明清时期的一些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社会道德心态。《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七卷中说:“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随着商人经济地位的提高，其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他们可以凭借金钱的力量与达官显宣互相往来，进入社会上层。在这种情况下，贫寒的儒生纷纷放弃科举仕途而经营商业。他们在经商致富后，有些人又培养子孙读书做官。
——摘编自徐少锦《中国古代优秀的商业伦理精神》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实施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实行抑商政策的目的。(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中叶以后商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原因。
材料一 超大规模共同体，不能光靠武力。罗马军队凭借路网的迅速移动，用最硬的方式把各城市连在一起。随着罗马向外征服，大道的军事用途逐渐下降，经济用途逐渐上升罗马商人凭借路网的贸易往来，用最有弹性的方式把罗马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内部依存度极高的经济体。法律和市场经济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市场把无数的陌生人奇妙地合为一体，庞大的罗马法体系是繁荣市场经济的保护者，也是繁荣市场经济的结果。在政治层面，罗马建构自身权力的主要方法是间接统治，它是罗马政治统治的精华所在。疯狂的领土扩张，和基础设施、间接统治的打造，把超级多元的战败者稳稳当当地同化成一个共同体。
——摘编自李筠《罗马史纲》
材料二 汉帝国如同西方古罗马，但又明显不同：(1)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2)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3)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摘编自卜正民等《哈佛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古代罗马与汉朝构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主要方式。(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罗马与汉朝超大规模共同体出现对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在位时，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由无为转为有为。由于社会在复苏、繁荣的同时也趋于复杂化，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原来以不变应万变方针已渐不适用。国家经济实力的积聚，也提供了可能。汉武帝本人富有政治才略和抱负，积极推动政策转变，在内务、外事、政治、经济诸方面都建立了显赫的功业。
——张鸣《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一套稳妥可靠的官僚制度对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魏晋时期，统治者力图通过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吏，但最终形成了“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门阀制度。隋唐时期，统治者们摸索出一套防止富室贵族垄断权力的官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文才的人得天独厚，往往成为政府最有力的拥护者。而平民百姓，因为有可能通过科举而同样步入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因而他们对现有秩序往往也表示拥护。科举制度的作用，不可不谓大矣。
——摘编自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统治政策由“无为”转“有为”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汉武帝推行的为增加国家收入又能平抑物价的政策。(2)根据材料二、概括魏晋到隋唐时期官员选拔的演变趋势。结合所学，说明科举制对中央集权政府的作用“不可不谓大矣”。
材料一 局部的郡县制出现在春秋末年。秦始皇对旧六国的遗产进行重新规划，实现全面的郡县制。但是，分封子弟作为屏藩拱卫王室的思想始终存在，汉晋就发生了封建制的回光返照，使郡县制度严重变形。东汉末年为镇压黄巾起义，派九卿出任地方州牧，州牧以监察官兼管了地方的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于是州成了郡的上一级机构，两级制政区转化为三级制。 隋统一中国后，全国存190郡，1255县。唐朝开国之后，郡又被改名为州。
材料二 元朝建国后，在中央立中书省。省臣被派往地方执政，称为行中书省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忽必烈灭宋前后，陆续设立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辽阳、甘肃、云南等行省。以后，元成宗大德年间又在和林设岭北行省，合共十个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行省制度为后世长期沿用，是我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到唐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天下费多”，等到大规模的战争一次一次地爆发，财政支出更是急剧增加。富商大贾囤积居奇“而不佐国家之急”，坐视“黎民重困”。武帝通过行政命令，实行改革币制、算缗(征收商人的财产税)等办法，来剥夺商人。同时宣布实行盐铁专卖，原诸侯王封国产盐铁的主要地区，同样设盐铁官管理，盐铁之利收归中央。
材料二 北宋政府一再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令柴薪渡河津者勿税，又免农器收税。又规定：“当税各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颁行天下”“诚便商惠民之举， 而堪为后世治国者取法”；北宋政府的“冗官”、“冗兵”、“冗费”十分突出，其财政来源除了靠商税支撑之外，更重要的是得自商品的专利收入。从宋初起就对几个主要商品如盐、茶、矾、酒等实行专卖制度。富商大贾以惊人的速度，积累起他们的巨额财富，汴京是“富商大贾所聚”、“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商人从而拥有无数的“田畴邸第”，成为大商人兼大地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
(1)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商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北宋商业政策的新变化，简析宋代商业政策的主要影响。
材料一 董仲舒借鉴了墨学“天志”思想和阴阳五行思想及老子“无为论”，对法家学说的吸取，主要表现为对君尊臣卑等专制思想的肯定。但新儒学严格遵循早期儒家的基本原则，对儒家核心思想“仁义”，董仲舒不遗余力的鼓吹和宣扬。两汉儒学的“新”是在实践上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的最大需要，成为专制主义政治的理论指导原则。
——摘编自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材料二 新儒家思想产生于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式批判的回应。“五四”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农村是一个“对内和谐”“对外自治”的社会，并不存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中国传统社会是“职业分途”，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互相流转。梁漱溟始终坚信“中国的路，孔家的路"必将发扬光大。熊十力认为西方近代文化固多可取之处，但不能以之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更不能“全盘西化”，应将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应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之上，方能革新民族文化并有所创造。
——摘编自黄昊《争鸣与契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和道德价值，对于塑造核心价值观和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刘衍峰、蔡苗《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儒学较先秦儒学所具有的新特点及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新儒家思想与汉代以来传统儒家思想的不同，并分析民国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则材料所蕴含的思想给我们留下的共同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