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汉武帝时期“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即玉门关、阳关)焉”。玉门关坐落在地势较高的疏勒河南岸高地上，登城举目，四野无垠。彼时疏勒河水水势浩大向西流入罗布泊，沿河流形成了一条东西交通的道路，东达敦煌，西通楼兰。凡是西汉政府出兵西域或者接受西域诸国投降等与军事有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出入；而一般西汉使节出使西域或西域使者进入西汉则经过阳关。西汉时期四郡两关都处于河西走廊的绿洲之中，适宜屯垦生产。 ——整理自魏迎春、郑炳林《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等 |
| 明中期以后，明政府继续修缮长城工事，遂使“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明蒙双方在长城沿线开设贡市、马市。昔日满目萧条的边塞重地张家口呈现“南京罗缎铺，苏杭纲缎铺，……临清布帛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的繁华景象。蒙古地区也“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塞外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蒙人入塞”与“汉人出塞”现象普遍，汉人带去了制铁、制瓦等技术。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五分有京师气习”，蒙古族人渐习华风，历主贡市的三娘子平日爱穿大红彩缎妆汉服，“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明朝长城沿线曾出现“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景象。 ———摘编自曹大为《长城：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
(1)依据材料一，概括玉门关作为军事关隘的有利条件，并结合所学，指出西汉政府“设四郡据两关”的历史作用。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明中期以后长城沿线民族互动的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时，皇帝开始任用一些出身低贱的人加以中大夫等官，形成内朝。后来，汉武帝设置大司马统领内朝官。汉武帝以后，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丞相更名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并称“三公”，三公制度逐渐建立。东汉时，一切机要政务皆由尚书台控制。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八座”之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其时有八座联名署事制度。唐朝建立后，以尚书令、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为“八座”。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八座”往往需要听取和集中省内各部门和官员的意见，召开月例会和专题会等会议。
——摘编自方本新《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
材料三 宋初二府所掌互不关涉，枢密院长官与宰相亦互不兼任。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与军政，互相牵制有贻误军国大政的弊端。为调整这种权力关系上的矛盾，常在战时以平章事兼枢密使。南宋宁宗以后，以宰相兼枢密使遂成定制，设立“平章军国重事”这一官衔。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四 清代前期，军机处设立之前，先后协助皇帝处理题本奏折的是内阁和南书房。军机处设立之后，由于地近禁廷，便于宣召，深受皇帝宠信。军机处最主要的人员可分为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乾隆朝之后，军机处奠定了其成为朝廷“行政枢纽”“行政总汇”的地位。
——摘编自郑伦班《军机处与清末中枢机构改革初探》
(1)指出材料一中“大司马”的职责，并说明汉武帝设立“大司马”的目的。
(2)根据材料一、二、三，概括从汉武帝到宋代中枢机构的演变。
(3)根据材料四，简述清代军机处成为朝廷“行政枢纽”“行政总汇”的史实依据。
材料一 西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水陆交通也得到较大发展。当时各种工农业产品，比如驰名中外的丝绸就是通过水陆交通运往海内外的。汉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大力发展海上贸易，通过对外交往，扬威海外。西汉中期，海运达相当规模，北起渤海湾，南至两广一带沿海均已通航。除了内海，还与海外通航，当时已拥有一定规模的远洋船队。航行活动十分活跃，东至日本，西抵印度半岛南部，南至南洋诸岛，北上朝鲜。
——摘编自夕即《西汉时期的航海业》
材料二 《郑和航海路线图》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航海业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汉航海业与明朝郑和下西洋的相同之处。
(3)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古代航海业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摘编自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册
材料二 宋王朝建立之后，对民间文化的发展、对经济事业、对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没有过多的干预，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士大夫参政议政和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说到宋代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新儒学”。其实新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儒家经典，所谓“新”，是指它对既有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这样的新阐释，是建立在中唐以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唐代，很多儒学家反对佛学的教义，但是整体来说，那个时候儒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和佛学抗衡。而发展到宋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思想，以及道家的一些观念，被儒家学者吸纳，融会贯通。一方面，儒、释、道之间有排斥、有辩驳；另一方面，也有吸纳。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是格局更加宏大、知识更加渊博的一批精英人物。
——摘编自许宏、刘国忠等编著《中国通史大师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儒学出现“兴盛之势”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新儒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西汉同匈奴的战争和张骞通西域
材料二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开始，中央在每州派部刺史一人，无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视、考察吏治，主一州之监察。刺史秩六百石，地位较低，但可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等高官。
——据崔向东《论西汉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对郡国的监察》
(1)依据材料一，指出西汉政府对西北地区治理的措施并简述其成效。
(2)依据材料二，概括汉武帝时期刺史制度的特点。如果要进一步研究刺史制度还可以提供哪些史料？
材料一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贡见”的记载，说明汉朝已经与日本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了。孔子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中国向周边辐射的儒家文明板块，对周边“蛮夷”之国的文明进程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东亚外交圈。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国家间的交往多在相邻的国家间进行，打上区域交往的烙印。
——摘编自邹近《张骞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国与东亚国家外交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制。相互派遣使节，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有时候使节团的规模庞大，少则几 十人，多则几百人，蔚为壮观。朝鲜每年定期向中国派遣使者，国王接受中国册封，使用中国的文字，奉中国正朔，成为中华传统世界藩属国的典型代表。日本向明朝派遣了使者，被永乐帝授予“日本国王之印”与准许来华的勘合贸易。勘合贸易促进了明朝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茶器、书籍等大量输入日本，加速了日本国内文化发展。
——摘编自陈奉林《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三 中国一直是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国家，按照东方国家的文化模式建立了一 套国际秩序与规范，即“天朝礼制体系”。中国一脉相承的对外关系史，铸就了睦邻 友好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大而不霸的民族风范。这种独特的民族风范具有 三大基本特征：“止戈为武、兼容开放、协和万邦。”
——摘编自陈奉林《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东亚外交圈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请列举明清时期的中国与东亚国家外交关系的表现。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亚外交圈。
材料一 汉武帝时，桑弘羊主张从商业领域获取财政收入，实践的方法是政府直接参与生产经营，他从政府的经济活动实践中提炼出一套独特的关于商业以及商业从业者的看法，或者说政府与市场私人商业活动之间关系的观点。
——摘编自赵德馨、唐艳艳《汉帝国何以由富国变为强国——桑弘羊经济思想研究》
材料二 王安石变法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正相类似。司马光在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亦曾举述汉昭帝即位后较诸武帝改弦更张的举措，谓“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试图以此汉朝旧事作为历史依据，来说明其主张的合理性。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秦在西南地区“略通五尺道”，西汉拓修夷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便道上升为官方通道。秦朝“令其君长治之”，西汉设置了益州郡、越巂郡等七郡，汉武帝在武力征服的同时，又实行“厚赂”“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等政策。秦汉王朝还陆续迁六国富商大贾于此，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荥经、西昌、昭通等地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到西汉中期，在中原人士心目中巴蜀地区已经不是“檄外蛮夷”。
——摘编自黄磊《南方丝绸之路与秦汉时期西南边疆的国家整合》等
材料二
在西南彝族聚居区，1734年改土归流后开始设立乡里和保甲，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同编入里甲或保甲。清朝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吸纳土司头人协同治理。“耆老”是村寨领袖或宗教头人，在安边缉盗和人口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还大量设置义学，教化少数民族子弟，其彰显的“忠君爱国”思想与少数民族道德礼仪规范得以有机结合。土司成为国家基层治理官员，既提升王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也加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三
邓小平在建国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工作是关系领土完整、政权建设和民心向背的重大事项。邓小平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不能要求少数民族首先取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取消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少数民族的事应当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
——摘编自陈光军《邓小平对西南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基层治理的措施，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清代西南地区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邓小平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帝制中央集权，内而废封国，以郡县官僚制直辖编户，变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旧状，外而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西汉继续实行编户授田和军功爵奖励耕战，又“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善郡县制，推行五铢钱，凿空西域，使天山南北首次与内地连成一体。汉武帝诏书曰“中国一统”，当是秦汉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基本疆域的郡县制大一统。
——摘编自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材料二 在历代封建王朝和边疆各民族共同经营的基础上，边疆地区经过清代前期的治理和开发，自然凝聚成中国古代疆域。这一时期，清朝的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蕙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在内，陆地总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朝在全国设置了18个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以及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并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扩大了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
——摘编自段红云《清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及其对中国民族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在维护“大一统”方面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清代前期在边疆治理方面的表现，并概述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