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经济恢复，国力强势。但边疆匈奴的威胁仍然严重，王圆问题影响着中央集权，这些问题都严重困扰着年轻的汉武常。如何根治新的社会问题，建立大一统的强国，成为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常的治国目标。因而，刘安的《淮南子》宣讲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已经无法作为汉武帝时代及后世君主治国的指导思想了。

董仲舒等一批研究和推崇儒学的学者受到重用，可以说是符合时代的需要。儒家学说的内在特性与统治者梦想的治世意愿相吻合。儒家思想地位逐渐上升，直至取代道家思想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重仲舒的作用不可忽视。董仲舒是“识时务的俊杰”,为儒学经学化，官学化，制度化作出了巨大赏献。董仲舒抓住汉武帝“策问古今治道”的历史机遇，提出了新的治国指导思想，被汉武帝及之后的统治者所采纳、重用。汉武帝时代造就了儒学大师董仲舒，董伸舒的治国策略也为汉武帝谋划了汉朝“大一统"的蓝图。

——摘编白朱冠艾、陶立明《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君示》

材料一   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引起学术文化发生巨大变动，官学衰败，民间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评价各学派时提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学说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明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即使是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也都是固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心。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来自民间，以道家思想为主，整合了阴阳、儒、法等各家，但它只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思潮，没有被官方确立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到汉武帝继位后，在董仲舒等儒家信徒的辅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初步确立了儒家官学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其后几千年儒家学说独尊的地位。当然被独尊的儒学，并不仅仅是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融合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顺应现实而做出的思想重大发展。

——摘编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