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材料三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拼地可改种棉花、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棉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将扎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径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据材料三归纳明朝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 《四民月令》是东汉后期庄园生产活动的记录。崔寔晚年移居洛阳后写成，书中反映的农事季节，也和洛阳及周边地区相符。
正月
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
命女工趣（同趋，督促）织布。
可种春麦、碑豆，尽二月止。
命典馈酿春酒。
三月
是月也，杏华盛，可苔沙白轻土之田。
时雨降，可种秔稻。
缮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
可粜黍。买布。
九月
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
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
——摘编自缪桂龙《四民月令选读》
材料二 在中世纪欧洲的庄园中，农奴身份的主要标志是承担雇工劳役。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大量的手工业品进入庄园，领主迫切需要大量的货币购买城市输入的精美手工业品，于是改为征收货币地租。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于13世纪末叶逐渐流行起来，黑死病后发展尤为迅速。劳役折算成一笔固定的货币后，农奴实际上成为领主土地的承租人，与自由佃农已没有什么区别。13世纪以后，大量农奴涌向包括英国伦敦在内的一些城市，庄园制度加速瓦解。挣脱农奴制枷锁的农民，同新兴市民阶级一起，把社会分工和交换活动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社会交往关系，从而为现代工业的发展铺垫了道路。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东汉时期地主庄园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洲庄园货币地租盛行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汉代庄园与中世纪西欧庄园对中西方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汉文帝及其子景帝在位期间，坚持“无为而治”。汉文帝曾经减免田租，景帝则将田租由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并立为定制。汉文帝一度将“算赋”（人头税）由120钱减为40钱，景帝则将男子为国家服徭役的年龄由17岁推至20岁。文帝、景帝自奉节俭，屡次下令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汉文帝废除了秦朝的连坐制，将几种残害肢体的肉刑改以笞刑代替，景帝又减少了笞刑数目。在边境地区，汉文帝与匈奴继续实行“和亲”。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材料二 下表内容为中国古代史上几个时期的政治状况
| 时期 | 政治状况 |
| 秦末 | 秦始皇大兴土木，漠视民生，迷信严刑峻法：农民起义频发；六国旧贵族趁机起兵复国，天下大乱。 |
| 东汉后期 |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相互争斗；正直的士大夫抵制外戚宦官专权，出现“党锢之祸”：张角等发动黄巾起义；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 |
| 西晋后期 | 晋惠帝缺乏理政能力，八位宗室藩王卷入宫廷政变，导致“八王之乱”；天灾频发，流民和内迁诸民族的起义此起彼伏。 |
| 唐末五代十国 | 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加剧；藩镇割据，政局不稳，内乱频作：农民起义军横扫大半个中国。北方民族南下，政权更迭频繁；昏庸、残暴之主比比皆是。 |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景之治”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上表中任选一个时期，写出该时期，并简要说明造成其政局动荡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王朝在部分地区恢复封建形态，分封诸侯王国。汉景帝以后，王国的地位等同于郡。经西汉一代的变化，郡级政区（郡与国）数量与秦代相比大幅增加。西汉末年的郡国总数增至一百零三，共统辖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国的管理幅度为十五个县，也还算适宜。但是对中央政府而言，要直接管理百来个郡，这个范围却是太大了。因此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十四部，作为监察区。首都周围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统辖，其他郡国则分属十三个刺史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按六条规定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但不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而郡太守的品秩却是二千石，“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种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行之颇为有效，郡太守大都能克尽厥职，奉公守法，汉宣帝因此甚至发出“与吾共此（指天下）者，非良二千石乎”的感叹。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
材料二 东汉初年，郡县设置并无变化，但两汉之际的战乱造成人口锐减，为紧缩行政开支，减少赋役负担，刘秀裁并四百多个县，并裁去郡都尉，将其职权合并于太守，使太守权力明显扩大。同时，刺史的权力也呈扩大趋势。西汉刺史作为皇帝耳目权势很大，此后其实权又不断扩大。东汉中后期因战事渐多，刺史常率兵出征，并利用兵权勾结地方豪强。
——摘编自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以来地方行政改革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因素。
材料一 汉代庄园主对依附农民行使的是一种以族权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系家长的族权为核心，以邻里关系、同乡关系、主客关系为辐射。它既表现为同宗、族人、邻里、同乡及其他依附农民对庄园主的一种君主般的尊数和畏惧，又表现为庄园主对族人、乡里等人所行使的一种周济族人、关心乡里的"聚族"之权。庄园主对于庄园内依附农民的这种统治权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更能深入被统治者的心理。这种政治权力还表现在文化教育上。庄因内的学校一般在农闲时开学，除供地主子弟学习外，一般依附农民的子弟也可入学。庄园主可借此向农民子弟灌输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教育内容。到东汉末期，田庄向武装化、堡垒化发展，庄园主的政治权力在庄园内无所不包。
材料二 西欧封建主对庄园内的农奴具有一种法权，这种法权以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及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平等，权利则总是在领主一边，对于农奴则总是无穷无尽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表现为一种法律形式∶封建主占有封土，既有法律形式即分封、效忠仪式，也有法律内容即载明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书或法律惯例。封建主从农民那里取得土地，一般也是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完成的，当然其中含有封建主仗势进行抗夺的内容。委身农被迫把土地给封建主时，双方也都订立了载明权利和义务内容的法律契约，而且这种契约有固定的式样和约定俗成的语言。农奴的人身依附程度，一般也都根据本庄园的习惯法而定。西欧庄园内的农奴人身问题，很难找到两个庄园相同的标准，都是依据各庄园公社的习惯法而定，庄园主则是这个法律的执行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竹云《汉代田庄与西欧庄园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庄园主政治权力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庄园主相关权力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田庄相比，西欧封建庄园在基层管理方面的不同点。
材料在战国时期，秦国开凿水渠浇灌庄稼，关中水网密布，巴蜀有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小麦种植面积大为增加。秦汉时，不仅中原地区基本实现“铁器化”，四周边远地区也先后实现此进程，铁器的重要性在农业生产中日渐显现。汉朝廷比较重视牛耕的推广，对所徙民、屯田民或“假与犁、牛”，一些地方官吏，如龚遂、王景、任延等人，也比较注重牛耕的推广。汉代，水利事业较为发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如漕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史记·河渠书》有载：“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赵过在推广牛耕的同时，亦据“古法”推广代田，“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概括秦汉时期的农业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时期取得农业成就的原因。
记载 | 篇目 |
| 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今越南北部），任延守九真（今越南河内以南），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婚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 《南蛮西南夷列传·序》 |
| 东汉“栾巴……迁桂阳太守。以郡处南垂，不闲典训，为吏人订婚姻丧纪之礼，兴办学校，以奖进之” | 《栾巴传》 |
| 东汉“北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陈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 | 《陈禅传》 |
| A．“光武中兴”局面 | B．儒学的教化功能 | C．“以吏为师”政策 | D．东汉中央集权制 |
材料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称帝后，减轻赋税，精简机构，休养生息。同时为了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他多次下令释放和保护奴婢，打的旗号是贯彻儒家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公元26年，战乱纷扰，刘秀下诏：“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去。敢拘执，论如律。”公元30年十月，光武帝下诏令：“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公元31年春，又“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现）徒免为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除了把正在关押的犯人放出外，还把逃跑的一般犯人的罪除去。经过多次改革，东汉王朝的经济和生产力逐步恢复，社会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光武帝释放的非自由人的类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东汉前期光武帝人口制度改革的作用。
材料 光武帝刘秀在位三十三年，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缓和阶级矛盾和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赐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政；排斥三公，全国政务经尚书台总揽于皇帝；注意整顿吏治，选拔贤能地方官吏，奖励廉洁。经济上，颁布释放奴婢诏令，恢复西汉较轻的田税制，实行三十税一，并下令度田、检查户口，加强封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文化上，大兴儒学，兴建太学，设置博士，推崇气节，各以家法传授诸经。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东汉建立伊始，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政策，以德治边。
——摘编自张启琛《汉光武帝传》
(1)根据材料，概括刘秀在治国方面采取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刘秀采取的上述措施产生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刘秀对王莽的倒行逆施进行拨乱反正,重建汉高祖、汉武帝所确立的大汉体制,度除王莽新政设立的苛繁细密的法令,恢复汉初的法简刑轻、务用安静的局面,使得东汉光式一朝刑法宽松,社会安定；刘秀为削弱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力,恢复大司马的原来名称一一太尉,把大司空、大司徒的“大”字去掉,削弱了三公权力。三公的职责都转移到本来替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台。皇帝通过尚书台控制中央政府,使得三公成为没有实权的虚位。与此同时,代表中央控制地方的刺史制度得到强化。刘秀把州牧恢复为刺史,扩大了它的权力,让刺史有固定的治所,使得刺史成为州一级的行政单位。在东汉初建的十几年中,刘秀六次颁布诏书,释放奴婢,效果明显。但在解决土地问题时遇到了极极大大阻力。在教育方西,刘秀恢复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在太学教扔学生,太学生每年都要考试。
一一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建式（公元25~55年）初光武遣使奉币至匈奴,欲“更通旧好”,然“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光武遣大司马吴汉出击匈奴,结果“经岁无功”。ニ十七年（公元52年）,箴宫等人又上书建议乘匈奴遭受天灾人祸之机以灭之。光武认为应以“柔抚”而非武力。“自是请将英敢复言兵事者”。次年（公元53年）,北匈奴遣使来期,献名物,再求和亲。班彪上言:“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遗名王,多所贡献。”光武帝于是对北匈奴“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旨在以经济手段羁縻之,避免与其发生激烈的冲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刘秀恢复汉制的改革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秀民族政策的特点。评析刘秀对匈奴的民族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