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所著，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二三千年间的历史，也叙述了汉朝周边各民族如朝鲜、匈奴和中亚、南亚各地的史实。全书以编年叙事的帝王“本纪”为纲，以人物“列传”为主体，被称为“纪传体”，成为后来历代官修史书的正宗。司马迁以儒家的历史观为宗旨，在前代深厚的历史学积淀基础上，坚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原则，常常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甚至疑惑。《史记》充分利用各类先秦文献、汉朝政事档案等，客观、如实地叙述史实，并佐以司马迁的游历见闻及民间传说，力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记》产生的历史背景。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成为为伟大历史学家的理由。
材料二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於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史记·大宛列传》
材料三 “张骞坚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第一人。”
——梁启超
“张骞使中国种族第一次知道中原以外还有广大的西方世界，从而开辟中国史上政治和经济之新时代。”
——翦伯赞
(2)指出如图汉代开通的路上丝绸之路西线的路线（北线、中线、南线）和A代表的城市（河西四郡之一）。材料二中，司马迁认为张骞出使西域“不得要领”和“然张骞凿空”矛盾吗？请结合材料三作出解释说明。
材料一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书籍书写材料都是比较笨重的，埃及的纸草、西亚的羊皮、印度的桦树皮、中国的简牍，都不利于传输，特别是远距离传递。从中原往西，丝绸之路上也出土过一些早期的书籍，比如1956年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这些木简为松木制成，尺寸颇长，因此如果在古代的车子上运载的话，极易折断……纸传入中亚，被佛教徒使用之后，可以抄写、传播更大篇幅的佛典。
——摘编自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
材料二 秦汉时期，户籍等各类基础帐簿只能在乡制作。但乡吏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份以及鱼肉百姓的行为，向来为统治者所诟病，皇帝也因朝廷不掌握基础帐簿，无法遏制地方上计的严重造假。纸张代替简册后，基础帐簿上移至县廷制作，基层事务由县令统揽，帐簿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纸张发明前书写材料的类型，并简要概括纸张的优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纸张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影响。
材料一 汤（商王）名天乙。见于《世本》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记》仍之。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罗参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观于大戊。卜辞亦作天戊。卜辞之大邑商，《周书·多士》作天邑商。盖天、大二字形近，故互讹也。且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却大戊。皆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
——摘自王国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材料二 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最初排序是《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奉皇帝的旨意，将“老子、庄子”一篇升为列传之首。放在伯夷之前。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唐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三年敕升於《史记》列传之首，处伯夷上，于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为。”
——摘编自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
材料三 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
——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1)根据材料一，简析王国维认为商汤当称“大乙”而非“天乙”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唐朝修改《史记》中列传择序的目的。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研究《史记》的特点，并概述影响学者研究《史记》的因素。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二司马治史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成为史家应包括的品德素养。
材料一 西汉学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官学主要由太学和地方官学构成。…同时，官学又不能满足广大求学者的需要，因此放宽了对民间办学的限制，使得私学教育在西汉民间迅速发展。伏生、高堂生、吴章、翟宣、董仲舒等人都是著名的私学大师。
——摘编自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
材料二 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前期的书院多为私学，至南宋前期，杨时、胡安国等理学大儒倚重书院讲学，传播学派思想。南宋中期是理学书院兴盛时期，书院兴建的数量多，影响范围广泛，各种规章制度逐渐完善。南宋后期，理学书院牧有模式被官方采纳，书院多被纳入官办地方教育组成部分，书院教师也多由朝廷选派正式官员担任。此外，宋代书院还创立了书院会讲制度，这是宋代书院的重要创新，大大活跃了书院的学术空气。
——摘编自王晓龙、司学红《宋代书院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学校教育为何呈现繁荣景象。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征。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史记》和《汉书》记述项羽的差异。(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史记》和《汉书》对项羽记述的因素。
材料一 所谓耕读，即半耕半读。汉到唐时期，我国山林文化逐步形成与发展，再加上佛道两家的影响，不少士人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佛道两家的出世观，这样便把古已有之的“退处则为乡党自好”、“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赋予了一种新的超脱精神，走上了所谓隐逸或隐遁的道路，读书山林渐成风尚。宋代陆九渊在象山精舍率领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相与讲习。还有一些士子把耕读结合作为实现自己改良社会理想的一种途径，如元代郑玉曾写过《耕读堂记》，很有代表性。“夫古之时，一夫受田百亩，无不耕之士，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无不学之人……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明代教育家吴与弼认为道德修养不勤奋不行，而勤奋的品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否则，难以达到先哲的境界。半耕半读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耕读结合的现象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
——摘编自胡青《耕读——中国古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材料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迎来了工业革命与大机器生产的时代，西方劳动教育也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英国、法国、德国等早期义务教育法、工厂法中有关于对人民大众的弟子必须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的法律规定；而对资产阶级弟子而言，还包含强健身体、焕发心智等方面的规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主张儿童的劳动与学校、学习，技术相结合，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欧文非常重视劳动教育对学生品德、个性发展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劳动教育的育人意义。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谋生的手段、职业的要求、甚至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论述劳动教育的作用。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学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劳动教育。
——摘编自徐辉《从生产性到育人性：西方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视耕读结合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西方劳动教育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在两汉统治的四百余年间，蹴鞠等运动项目得到了广泛的流行与传播。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名为《蹴鞠》的新书，共计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蹴鞠专业书籍，也是世界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当时的蹴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对抗性比赛为主的蹴鞠，多流行于军队；另一种是以娱乐、表演为主的非对抗性的蹴鞠，主要流行于民间和宫廷。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中多次见到蹴鞠的图像，如河南省南阳出土的《击鼓蹴鞠图》，从其形象来看两人是边击鼓边蹴鞠。值得注意的是，汉画像石的蹴鞠图中，蹴鞠者的形象有男有女。东汉时期的李尤在《鞠城铭》中讲述了汉代蹴鞠的场地、球具、队长、裁判、比赛规则、比赛道德等问题，是今天研究汉代蹴鞠运动的重要资料。
——摘编自杨绍华《汉唐时期河洛体育文化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时期蹴鞠运动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汉时期蹴鞠运动兴盛的原因。
材料 汉初文化学术秉承战国之余续，活跃在诸侯国境内的文士也大多来自齐鲁及荆楚地区。当时分散各地的诸侯国王，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皆秉承战国养士之风。汉初藩国文化尚有地域差异，相对而言，南方淮南一带长于辞赋，而北方河间一带则重在经术。汉武帝中后期，原本游说于诸侯王国的文士会聚长安。当时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以史学见称，王褒、扬雄等人因辞赋受宠，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则以经术而显贵，他们共同造就了关中文化的辉煌。
——摘编自宋展云《汉末文化中心的迁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学术文化变迁的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学术文化变迁的原因。
材料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之墓。迄今已出土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重要文物列表：
1 | 木牍约200版，竹简约5000枚。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五色食胜》等。其中不少为失传的古代典籍。 |
2 |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摆放在刘贺床榻前，是集屏风、衣镜为一体的“屏镜”，上有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孔子像。 |
3 | 粮库内发现有水稻、粟、甜瓜、梅等多种可食用植物遗存。 |
4 | 大量黄金货币和金银饰的车马器，仅金器就有478件，重量约115公斤；种类包括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版等，以及以金银技法（鎏金银、错金银、包金银等）加工的车马器等。 |
5 | 具有典型北方和西北风格的银质车马器“大角羊银当卢”，是内地出土最早的“带有回首式走兽纹的马具”。 |
6 | 作为编钟架构件的鎏金青铜钩取骆驼，是长江流域较早出现的骆驼形象的文物。 |
——摘编自王子今《海昏侯墓园考古与西汉史的新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反映的西汉中晚期的社会状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海昏侯墓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