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体裁，影响所及，直至明、清。按《史记》内容，除作者亲身调查所得，还取自前代的《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史记》的体裁也受到前人的启发，《史记》有十二本纪，本纪为编年体，取法于《春秋》；有十表，取法于《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等；有八书，为专门史，《世本》有《居篇》《作篇》，可能是专门史的滥觞；有三十世家，基本上（主要指先秦诸侯国）也是编年体；有七十列传，为人物传记，刘知几以为此体乃司马迁所首创，而章学诚则认为“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司马迁的真正创新在于他把许多传统的体裁加工并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当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使他有了资料条件，另一方面是汉代建成大规模的皇朝，造成“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时代特点，使他深受感染。
杜估的《通典》，开创了史书的典制体体裁，以后相沿，清代尚有续作。就这种专门史汇编的体裁而论，《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是《通典》的雏形，刘秩（知几之子）的《政典》成了《通典》的直接先导。《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杜佑安排全书内容的逻辑结构，表达了他“将施有政”的构思层次。杜估作为政治家、理财家而兼史学家，对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了然于怀，力求从各种制度的发展中寻出得失之由和应对之方。杜佑当时面临的问题，正是封建制度各方面长期发展的结果。
——摘编自白寿彝《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角度概括《史记》和《通典》的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和杜佑取得史学成就的共同原因。
材料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天灾频仍，导致了连年疾疫，这不仅使当时的医家们面临“拯救夭枉”的历史责任，也为他们经验的积累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自幼嗜好医学，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和多年行医积累的丰富临床实践，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撰写出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对中国医学史影响深远，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伤寒杂病论》较正确地反映了急性传染病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东汉以前对急性传染病诊治的丰富经验，有着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和影响。直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医家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
——摘编自李经纬《中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伤寒杂病论》得以成书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伤寒杂病论》的主要价值。
| A．行政制度的重大调整 | B．文人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 |
| C．积极进取的时代风貌 | D．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政策 |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