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材料一   讲史小说大约兴起于北宋，在元明时期进入鼎盛。作者借用“讲史” 形式创作小说，以抒发对现实的情感和理想。《三国演义》就是典型的讲史小说。

——摘编自朱维铮《走出中世纪》

材料二

材料三   关羽本为三国时期蜀汉的武将。进入宋代以后，他不仅受到国家祭祀，宋徽宗还赐以“义勇武安王”的神号，作为保佑宋代军事行动的武神崇拜。

关羽的故乡解州(今山西运城)是重要的盐产地，元明清时期来此的商人都会拜访关帝庙以祈求旅途安全、生意兴隆。在元代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中，关羽被塑造为山西盐商的守护神。        

明朝万历年间发生蒙古王公和西南土司的叛乱，平叛期间皇帝敕封关羽为“关圣帝君”。清朝乾隆帝对《三国志》中关羽“壮(勇猛)缪(名实不符)侯”的谥号不满，下令“关帝之谥，改为忠义”,在全国遍立关帝庙。

——摘编自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等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材料：中国古代的民族交融，始终是双向进行的。这种双向的交融，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对各民族自身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被汉族文明吸引后，便会加速其由质而文的历程；而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有利于汉民族摆脱上层社会纤弱庸俗的颓废风气，转而呼唤粗犷和刚健的气质，开始了由文返质的变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正是在这种似相反实相成的变化过程中，逐渐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差别，加速了各民族的文明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张采民《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