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材料一

材料二   唐太宗时，魏征在《理狱听谏疏》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净（净）’”。唐太宗在《祭魏太祖文》中写道：“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初盛唐时期关于曹操的诗歌中，也多为文人对魏武帝的凭吊，如张说的“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自中唐起，许多作家开始将藩镇权贵比为曹操或用臣子与曹操对比，如：刘长卿“西征开幕府，早晚用陈琳”（《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将闽中长官比附曹操，友人比附陈琳；元稹的“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则将同属东汉末年的名臣刘虞与曹操做了对比。

——摘编自高子倩《中唐曹操形象新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