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古以来，西南地区就生活着许多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里地形复杂，山地、高原、盆地、河谷平原相间分布。居住在盆地和平原的民族从事农耕，形成邑聚和政权；而山地民族则“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各民族的交流交往在深度和频度上都较易进行。但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地区内的整合度较低，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权。同样的原因，中原政权向西南的开拓也难以迅速推进，只能渐次推进“以夏变夷”的进程。双方的冲突与交融进程不像北方地区那样大开大合。这种独特的民族关系被一些学者称为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西南类型”。
材料二 与西北、东北边疆不同，早在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已经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直辖郡县。但中央的直接控制区仅限于郡县治所，大致呈点状或线状分布。在郡县治所之外，则通过册封、羁縻等形式由少数民族上层治理。经过唐宋的反复之后，元代对西南的管辖重新强化。中央政府不仅可以撤并土司，还可以征发土兵和赋税。清代则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尽管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却均“有着向定居农耕过渡和发展的清晰脉络”。到了清代，远在边陲的云南也被视为内地十八行省之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黄纯艳、潘先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西南类型”其于〈西南古民族关系史稿〉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民族关系史中“西南类型”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南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特点及历史作用。
材料：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摘编自吴兢《贞观政要·论政体》
(1)根据材料，指出唐太宗和王圭的对话所反映的治国理政思想。(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分析“太宗深然其言”的依据。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治国理政观对唐代的影响。
材料一 夜市起源于汉代，兴于唐代。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中记载：“京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护治安，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一年之中除上元三日市场可通宵达旦，其余时间都要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在实行宵禁制度时，夜间的活动多为上层贵族、官僚阶级和部分文人在豪邸中进行的宴饮活动，市民阶级的活动较少，到晚唐五代时期，宵禁制度有所松弛，由原本的里坊制度转变为坊市制度，出现专门的草市、夜市，丰富了下层民众的娱乐生活。
——摘编自孙黎《我国夜市发展综述》
材料二 宋代夜市日臻成熟，宋朝定期、定点集市夜市、节日夜市遍布全国城乡。北宋首都开封，南宋行在临安（杭州）都是具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南宋临安的夜市与东京开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城（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主要街区都有夜市，店铺林立。朱雀门外尤以“州桥夜市”与“马行街夜市”两处较大，东大街也是“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即便是禁地皇宫，周围也有酒楼、店铺。时半夜酒楼作乐喧嚣声甚至传入皇宫内。商品交易、娱乐、服务性场所或机构有很多，其中在夜间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酒楼、茶肆、邸店（客店）、塌坊（仓库）、瓦舍（瓦子）。经营项目多是餐饮、住宿、百货等。
——摘编自李华瑞《古代夜市，为何宋朝最兴盛》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夜市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夜市的主要变化，并简要分析这些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都护府是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重要机构，涉及北方边疆及岭南地区。都护府的职能是(一)负责维持本府辖区内的统治秩序，对内附民族进行安辑；(二)保卫本府所辖各府州的安全，防止他国侵犯；(三)考核本府下属各府州都督、刺史与中央合作的情况及其“治绩”,叙录功勋；(四)镇压人民的反抗，征讨民族上层的分裂叛乱。都护府的长官除汉族官员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都护府下辖的各羁縻州，长官由当地少数民族原有的酋领、君长担任。
——摘编自唐启淮《唐代都护府述略》
材料二 在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中，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而且把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元朝基本上实现了对西藏、新疆、云南等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策。这是以往中原王朝难以企及的政治成就，也是元朝历史不同于前代的特殊性。
——摘编自乌云高娃《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都护府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上的成就。
材料 敦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命名始于汉代，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敦煌郡，都尉府所在地实际上就成为敦煌郡城市的雏形，敦煌城市由此兴起。图1、图2、图3分别为汉代、唐代、清代敦煌故城形态演变，图中角墩、马面、羊马城等都属于城防系统。
——摘编自王新敏、石培基、聂晓英《历史时期敦煌城市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唐代、清代三个历史时期敦煌城市规划的特点。(2)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上述敦煌城市规划材料的认识。
材料 唐代出现了多个新兴节日。开元十七年（729年），百官表请以唐玄宗生日为千秋节（皇帝诞节），得到唐玄宗首肯，唐玄宗还下令允许“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天宝五年（746年），陈希烈上奏，“太圣祖玄元皇帝（老子，唐奉其为始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这一建议得到皇帝首肯。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颁布《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敕》：“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在中和节这一天，百官要献农书，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粒来赠送亲友。此外，迄今仍堪称“大节”的清明节和中秋节也在此时诞生。据史料统计，唐代节假日的总天数超过了40天。
——摘编自张勃、李学娟《唐代节日特征述论》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新兴节日出现的原因。
(2)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补充一条唐代新兴节日出现的原因并加以说明。
材料 古代的中华文明以农业为主，先民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芍陂（quebei）都江堰、郑国渠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为解决运输问题，先民借助水利发展交通，大运河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水利工程的概况如下表所示。
| 名称 | 兴建时期 | 概况 |
| 芍陂 | 春秋 | 迄今已有2500多年，一直发挥着不同程度的灌溉效益。2015年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 |
| 都江堰 | 战国 | 是中国古代“以水治水”最成功的范例，采用无坝饮水方式，实现了排灌两便。两千多年，灌区面积有增无减 |
| 郑国渠 | 战国 | 干渠地势较高，使整个灌区在它的控制之下，保证了支渠的自然饮水，还实现了与几条天然河流的“立交” |
| 大运河 | 隋唐 | 大运河由隋炀帝开通，是隋唐及之后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
——摘编自朱学西《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重要作用，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史学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重要作用，并举例说明。
材料一 据统计，在《太平广记》摘录的唐人笔记中，涉及到北方地区饮食共有86次，除了14次没有记载食品种类外，在其他72次中，面食57次，稻米8次。其中还提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唐文宗开成六年（841年），日本圆仁和尚曾在长安食用胡饼，称“时行胡饼，俗家皆然”。长安辅兴坊胡饼店制作的芝麻胡饼最为有名。到了唐代，随着高足坐具的传入和流行，人们的就餐习俗由席地而坐的分餐制转而成为高凳（或椅）大桌的合食制。
材料二 茶叶的种植和饮用，在我国起源甚古，但一直主要集中在南方。到隋唐五代时，饮茶地区向北方及周边地区扩展。茶叶自江、淮转运而北，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品种和数量都非常之多，茶铺也在各地盛行，“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一时期人们煮茶、饮茶的器具也是非常精巧的。在西安和平门、陕西背阴村、山西繁峙、江苏丁卯桥等地都出土过银茶托莲瓣或葵花形的银茶托。饮茶这时已成了一种对玄远的文化意境的追求，凡心俗情，都在淡寂的饮茶的过程之中被一涤而尽。
——摘编自《中国风俗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饮食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饮茶之风盛行的影响。
材料一:对唐朝中央而言，各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须经中央册命，给予“玄鱼金符”或“印章袍带”才能取得统治本族的合法权力，并以其为征发信符。都督、刺史死亡，或年迈体衰不能视事，其后嗣亦须经唐中央“下诏册立”。各羁縻府州间发生纷争，唐中央直接干预，而府州则须听命处置。对不同族间的诉讼，要按国家法律审理。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反叛和谋逆活动，更是依国家法律严厉处置。朝廷制有专玺“天子信宝”,以征发“蕃国”之兵。各羁縻府州也有义务助兵中央。平高昌的唐兵中，有突厥、契莎数万骑。讨伐安史叛乱，回纥兵更是功不可没。各羁縻府州须定期奉献“贡赋”。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政府“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场，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太平兴国四年，宋出兵攻辽，互市“罢不与通”。雍熙三年(986年),宋再次主动出击失败，端拱元年(988年),宋辽双方通好，宋廷诏“许边疆互相市易”。嘉祐二年(1057年),元昊子谅祚扰边，宋示谕“要以违约则罢和市，自此始定”。金灭辽后，宋方虽于盱眙军、光州、安丰军、随州、襄阳府、天水军等地置榷场与之互市，但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互市时断时续。
——摘编自林文勋《宋代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的民族政策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间设立互市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经济发展到达唐代的顶峰，而南方的经济也出现了崛起势头。至天宝年间（742—756年），江南人口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北方，农业发展需要的人口数初步具备。当时江南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并不少于同时期的北方，尤其是几条海塘的修筑，使海塘内的土地免遭成潮的侵蚀，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并被用来种植庄稼。江南的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准，粮食被大量运往北方。明州及十个新县的设置，江南的开发从内陆走向沿海，开发的大体格局在唐玄宗时已经定型。江南部分州县修筑城墙，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江南的丝绸和金属铸造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张剑光《开元盛世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江南经济出现了不少新变化。以苏、松地区为例，农家的经济收益越来越仰赖于不供自己消费的棉花及其纺织品。“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嘉、湖地区和苏州南部在蚕桑业、丝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产量、品种增加，而且产地日趋扩大。棉作、蚕桑逐渐有了压倒稻作的倾向，使得棉花、蚕桑的丰歉，成为不少农家生计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棉作、蚕桑受市场的制约与日俱增，市镇上即有商人经纪此事。他们并无牙帖牙税负担，确可操纵市价，早晚迥别。棉户、蚕户消费的粮食中部分是从市镇购得的。当地市镇商人从两湖、四川等地购买粮食，运回销售。随着乡居地主纷纷向城居地主的转化，出现了“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的现象。
——摘编自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开元至天宝年间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相比，明中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