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 国家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社会发展到“复杂化”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国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原创的国家可叫做原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学习模仿别的国家建立的，可叫做次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在旧的国家被摧毁后重新建立的，可叫做再生国家。综观中华大地，无论是华夏汉民族的原生国家、少数民族的次生国家，还是各种类型的再生国家，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既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也与欧洲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受到后代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下大治的盛世，都是因为国家得到有效的管理而出现的，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例如，秦朝、王莽的新朝、西晋、隋朝都是大一统的帝国，然而却都国祚短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和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也不是因为他们顺天应命，更不是因为他们服从了历史规律或适应了历史潮流，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在战略和战术上战胜竞争对手，并且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
——摘编自叶文宪《中华古代国家创生演进的独特路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演进的独特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王朝的国家治理”展开论述。(要求:写明观点，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即位后，就“遍封宗子”问题征求意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遍封宗子”“不便”；魏征认为如果封建诸侯，会造成财政困难；李百药说封建会导致宗室间攻战相残。柳宗元在《过秦论》中列举秦朝“有叛民无叛吏”、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无叛州”，由此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萧瑀认为：“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虽然分封制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太宗也明确表示“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但贞观十一年太宗诏曰：“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先后任命了21个亲王和14位杰出功臣为世袭的州府刺史。正如刘秩所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
白居易在《议封建论郡县》中认为周代封建诸侯而亡是因为“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无分封而灭是因为“群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代七国之乱乃“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繇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
——摘编自冯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主要分歧。(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任意一个主张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乘虚攻占河西、陇右，民众“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嬴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人民日夜思归唐朝。唐后期由于吐蕃灾荒连年，内乱不断，唐朝乘机收复了部分失地。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领沙州(敦煌)人民起义，驱逐吐蕃守将，自摄州事。此后一二年间，张议潮修治兵甲，且耕且战，收复甘(张掖)、肃(酒泉)二州。五年正月，宣宗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同年八月，张议潮兄张议潭入朝，献上十一州图籍。宣宗遂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不久，加授左仆射。张议潮加强战备，兼之富有军事才干，屡次击败吐蕃军，稳定了河西的政治局势。懿宗咸通二年(861)，议潮率蕃汉兵七千人收复凉州(武威)；八年，议潮入朝长安，诏授司徒、右神武大将军。张议潮还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灌溉，“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轨俗一变”。河西人民赞曰：“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议潮收复河西地区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张议潮的历史功绩。
材料一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的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借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即克之后，复不能守。
——摘编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材料二 唐前期军力分布情况
| 道名 | 关中 | 河东 | 河南 | 陇右 | 其他 | 合计 |
| 军府数（个） | 288 | 164 | 74 | 37 | 94 | 657 |
| 占军府比重（%） | 43.8 | 25 | 11.3 | 5.6 | 14.3 | 100 |
——摘编自吴海军《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
(1)根据材料一二、概述“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进行评价。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 所属时期 | 概况 |
含山凌家滩遗址 | 新石器时期 |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
铜陵铜矿遗址 | 商周时期 |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 两汉时期 |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 隋唐时期 |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 两宋时期 |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材料 秦汉“中国一统”，首次以单一式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郡县官僚制管辖编民，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为汉唐文明的辉煌及辐射周边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秩序及演进基础。元明清“华夷一统”囊括中土和塞外，形成了华夷多元的复合共同体。元朝肇始的制度、文化、族群复合式的“华夷混一”，到明清时期有了较成熟的“华夷一统”之实。由于元明清“华夷一统”的演进，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小”变“大”，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结构及传统王朝序列等在新时空格局下皆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升华。
——摘编自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结合史实阐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统”。（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逻辑严谨）材料一 唐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所谓“道”的划分，道之下是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唐太宗贞观初年，把全国分为十道，这时道只是一种监察巡视的区域，巡视道的官员都属临时派遣的性质，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分全国为十五道，各置常设的“采访处置史”管理，后来地方官吏的权利日益增大，节度使往往兼领道的长官，掌握军政大权，道也成为军事割据区或行政区，于是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摘编自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宋朝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起初是依照唐制分全国为十道，997年改全国为十五路（类似现在的省），后不断增加，直至二十六路。在路之下，宋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州、县两级，与州平级并存的还有府、军、监等机构。在路、州增设“监司”、“通判”等职，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但也造成宋朝冗官多的弊病。
——摘编自周宝珠、陈振主编《中国历史·宋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
材料 封常清(?—756年)，山西临猗县人，自幼与外祖父相依为命。在外祖父的教导下，常清博览群书，少年时便在心里种下了爱国的种子。外祖父去世后，封常清毛遂自荐，成为高仙芝的随从。天宝初年，达奚诸部叛乱，唐玄宗命令夫蒙灵察前去平叛，夫蒙灵察派高仙芝出击叛军，取得胜利。封常清在帐中私下写好捷报，详细记述了他们快速取得战争胜利的过程，呈给高仙芝，捷报深得高仙芝满意。此后，封常清的名声在军中逐渐为人所知，后来又以破达奚之功，任叠州(今甘肃迭部)地下戍主，并继续任判官一职。之后他多次率军平定威胁西域的反叛活动，为唐朝经略西域和进行屯垦开发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有力促进了唐朝西域屯垦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旧唐书》《资治通鉴》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封常清受到重用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封常清身上体现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唐环境保护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从汉唐到明清环境保护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