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宝传说是中国口述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间传说之一、这类传说内容的核心在于有人能从凡常之物中鉴识出罕见的奇珍异宝。
材料一 识宝传说在唐代非常繁荣。这类传说中，故事经常发生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宝物的持有者多为官僚、富豪，至少是书生之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识宝者”往往是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等，他们慧眼如炬，识出了“传国宝珠”“破山剑”等价值连城的珠玉珍玩，还不惜重金买宝。
——摘编自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代以来，北方流行大量的“南方人”盗宝、“江西人”憋宝、“徽州商人”夺宝的故事——故事中的识宝人凭着自己的机灵甚至欺诈手段聚敛财富。讲述这些故事的北方人背后，无疑是异乡与本地、中心与边缘、对“本业”与“末业”认知差异的折射。这些故事中的宝物，大都是北方农村中本就存在但并不显眼的用物，如山西某地“水脉”幻化的顽石、庇佑河北抚宁风调雨顺的“金马驹”等。
——摘编自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识宝传说的繁荣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两个角度概括识宝传说中人物形象的变化，并结合明朝时代背景分别进行分析。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贞观四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如何安置内附的东突厥。……中书令温彦博建议把突厥迁入河南朔方之地，全其部落、风俗，其实质是在尊重突厥生产方式及风俗习惯的前提下的自然同化之策。唐太宗反复权衡后，采纳了温彦博的主张。
——摘编自梁华《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看唐文化的繁荣》
材料二 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吸取了隋“弃德穷兵，以取颠覆”的教训，……对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十分慎重。在此期间，尽管唐王朝曾发动对东西突厥的战争，……然在战争之后，唐朝廷也一反“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方针，而“抚九族以仁”，对少数民族实行较宽厚的羁縻政策。
——摘编自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温彦博提出的建议。据所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太宗安置东突厥的措施。
(2)据材料二，分析唐太宗采取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该策略的实践效果。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唐太宗的治国之道。
材料一 随着穆斯林的向东扩张，阿拉伯人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阿拔斯王朝初期，哈里发大权独揽，各行省听命于中央.在帝国政府中，外族虽可参与，但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地位仍有较大差异.阿拉伯人不仅大力经营东方商道，从唐朝引进大宗商品及火器、造纸技术，而且大量吸收各地文化，翻译和保存了很多古代文献。王朝后期，帝国采用了选募士兵的方法，使突厥军人势力渐渐崛起.突厥将军跋扈，任意拥废君王，哈里发如同傀儡，各省总督也纷纷割据自立。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二 唐朝建立后，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在魏晋以来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唐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羁縻政策的推行，推动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巩固。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唐政府也吸纳了不少外国人供职，外来宗教也大量涌入中国，但受尊崇的仍是道教和佛教，唐玄宗喜立边功，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使得边防重镇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安史之乱后，为弥补财政亏空，唐朝对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唐中央的经济力量。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阿拔斯王朝与唐朝在国家治理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国家治理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材料一 唐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所谓“道”的划分，道之下是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唐太宗贞观初年，把全国分为十道，这时道只是一种监察巡视的区域，巡视道的官员都属临时派遣的性质，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分全国为十五道，各置常设的“采访处置史”管理，后来地方官吏的权利日益增大，节度使往往兼领道的长官，掌握军政大权，道也成为军事割据区或行政区，于是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摘编自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宋朝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起初是依照唐制分全国为十道，997年改全国为十五路（类似现在的省），后不断增加，直至二十六路。在路之下，宋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州、县两级，与州平级并存的还有府、军、监等机构。在路、州增设“监司”、“通判”等职，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但也造成宋朝冗官多的弊病。
——摘编自周宝珠、陈振主编《中国历史·宋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
材料一 初唐时期，敦煌是唐军的军事指挥基地、粮草供应基地和补给站。武则天采取“所有田业，官贷种子，付户助营……课役具免，复得田苗”的措施，使河西走廊地区农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手工业也迅猛发展，行业种类齐全，分工细致。在西突厥投降后，“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敦煌的交通更为畅通。敦煌地区不仅有西域商人的聚落，沿途还有不少供过往商人打尖住店的驿站。在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繁荣发展以及中外贸易兴盛的基础上，敦煌的商业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城内店肆林立，有了专门的行市划分。大量的商人汇集于敦煌，使敦煌这个以中转贸易为特征的国际商贸城市空前繁华，出现了“兴胡之旅，岁月相继”的景象。
——摘编自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外来商品辑考》
材料二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从河陇地区（今敦煌、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抽调大量精兵回师平叛，造成这一地区兵力空虚，吐蕃趁机攻占了该地区，唐朝与西域的联系也因此被彻底切断。吐蕃在占领地区推行部落制度，为防止民间反抗，尽收民间铁器，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造成敦煌商业贸易的明显衰落。
——摘编自韩国磐《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前期敦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唐朝时期敦煌社会经济兴衰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到南朝时期广州作为口岸城市崛起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经济发展到达唐代的顶峰，而南方的经济也出现了崛起势头。至天宝年间（742—756年），江南人口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北方，农业发展需要的人口数初步具备。当时江南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并不少于同时期的北方，尤其是几条海塘的修筑，使海塘内的土地免遭成潮的侵蚀，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并被用来种植庄稼。江南的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准，粮食被大量运往北方。明州及十个新县的设置，江南的开发从内陆走向沿海，开发的大体格局在唐玄宗时已经定型。江南部分州县修筑城墙，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江南的丝绸和金属铸造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张剑光《开元盛世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江南经济出现了不少新变化。以苏、松地区为例，农家的经济收益越来越仰赖于不供自己消费的棉花及其纺织品。“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嘉、湖地区和苏州南部在蚕桑业、丝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产量、品种增加，而且产地日趋扩大。棉作、蚕桑逐渐有了压倒稻作的倾向，使得棉花、蚕桑的丰歉，成为不少农家生计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棉作、蚕桑受市场的制约与日俱增，市镇上即有商人经纪此事。他们并无牙帖牙税负担，确可操纵市价，早晚迥别。棉户、蚕户消费的粮食中部分是从市镇购得的。当地市镇商人从两湖、四川等地购买粮食，运回销售。随着乡居地主纷纷向城居地主的转化，出现了“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的现象。
——摘编自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开元至天宝年间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相比，明中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平民妇女是社会中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力量。从事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是历代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如杜甫的《兵车行》“纵有健妇把犁锄，禾生陇亩无东西”；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中“妇则客春捣，夫则客扶犁”。唐朝天宝年间，朝廷一年征收的纺织品绢达740万匹，丝185万吨，麻布1605万端，各地进贡的名贵纺织品有几十种名色之多。这些数量巨大的纺织品，主要是出自劳动妇女之手。唐代各阶层的妇女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饮食原料市场和饮食成品市场，主要经营餐饮、娱乐、家内服务、小商贩等，她们有的沿街或上门贩卖各种货物，尤其是闺阁女子日常所用之物，跨地区长途贩运及经商的经济活动较少。
——摘编自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职业岗位，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开始出现，如铁路、银行、海关、电信局、邮电局等，除银行、商店外，照相馆、电话局也陆续招收女职员，甚至大学教授、政府官吏等，也有以女子充任的职位。1913到1919年间，一系列涉及女子职业教育的法律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分培养师资与增设女子中小学两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开“女禁”，公布了《公务员任用条例》，正式取消国家文官考试中的性别限制。胡适认为女子问题的先决，便是要先有经济权力与经济能力；王端麟也指出女子必须能独立生活，方可提高自己的人格。同时，许多妇女逐渐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他们向往西方国家的妇女在教育、法律、工作、婚姻，甚至参政等方面的权利。在1931年的一项小范围调查中，关于已婚妇女从事家外之业务者，男子赞成的达81.82%，女子赞成的达84.44%。上海21个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的调查显示：妇女和女童共补助家庭总工资的53.3%，男子对家庭的工资补助占46.7%。
——摘编自仪亚敏《民国时期女子就业观与就业实践（1912～1936）》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平民妇女经济活动的特点及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就业实践获得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并说明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女性就业实践对当代女性职业观的启示。
材料一 隋朝在西北边境设交市监管理互市，是中央派出机构。唐朝沿用隋制，继续设互市监掌管陆路贸易，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改隋交市监为互市监。《唐六典》“诸市互监”云：“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置其物产也。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唐代互市监的品级相对于隋代大大提高。还规定“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练、蕃彩，自外并不得交易。其官市者，两分练，一分蕃彩，若蕃人须籴粮食者，监司斟酌须数，与州司相知，听百姓将物就互市所交易。”
——摘编自李叶宏、惠建利《唐代“互市”法律制度探析》
材料二 唐初，以“怀柔远人，义在羁縻”为要义，在川西北地区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到武德二年（619年），“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对于封授的羁縻府都督、刺史等职，唐朝明确规定“皆得世袭”，“其部落代袭刺史等官”，仅“天宝中国家所赐官告共三十九通”。同时，唐朝还对这些内附的“首领”们厚于赏赐，其中包括官秩很高的虚衔。同时，唐朝还积极吸收当地的民族和部落参与作战，对参与和配合出征打仗的地方首领还授予军职。通过积极采取羁縻措施，设置羁縻府州和大量封授、赏赐，唐朝强化了对川西北地区的政治领属。宋朝沿袭唐朝旧制并使用唐朝的封印，宋朝予以默认。
——摘编自黄辛建、次旦顿珠《唐宋两朝在川西北地区的羁縻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西北边境互市的贸易特点，并分析边境互市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代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