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经济发展到达唐代的顶峰，而南方的经济也出现了崛起势头。至天宝年间（742—756年），江南人口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北方，农业发展需要的人口数初步具备。当时江南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并不少于同时期的北方，尤其是几条海塘的修筑，使海塘内的土地免遭成潮的侵蚀，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并被用来种植庄稼。江南的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准，粮食被大量运往北方。明州及十个新县的设置，江南的开发从内陆走向沿海，开发的大体格局在唐玄宗时已经定型。江南部分州县修筑城墙，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江南的丝绸和金属铸造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张剑光《开元盛世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江南经济出现了不少新变化。以苏、松地区为例，农家的经济收益越来越仰赖于不供自己消费的棉花及其纺织品。“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嘉、湖地区和苏州南部在蚕桑业、丝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产量、品种增加，而且产地日趋扩大。棉作、蚕桑逐渐有了压倒稻作的倾向，使得棉花、蚕桑的丰歉，成为不少农家生计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棉作、蚕桑受市场的制约与日俱增，市镇上即有商人经纪此事。他们并无牙帖牙税负担，确可操纵市价，早晚迥别。棉户、蚕户消费的粮食中部分是从市镇购得的。当地市镇商人从两湖、四川等地购买粮食，运回销售。随着乡居地主纷纷向城居地主的转化，出现了“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的现象。
——摘编自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开元至天宝年间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相比，明中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进唐宋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农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
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到南朝时期广州作为口岸城市崛起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