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经济发展到达唐代的顶峰，而南方的经济也出现了崛起势头。至天宝年间（742—756年），江南人口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北方，农业发展需要的人口数初步具备。当时江南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并不少于同时期的北方，尤其是几条海塘的修筑，使海塘内的土地免遭成潮的侵蚀，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并被用来种植庄稼。江南的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准，粮食被大量运往北方。明州及十个新县的设置，江南的开发从内陆走向沿海，开发的大体格局在唐玄宗时已经定型。江南部分州县修筑城墙，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江南的丝绸和金属铸造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张剑光《开元盛世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江南经济出现了不少新变化。以苏、松地区为例，农家的经济收益越来越仰赖于不供自己消费的棉花及其纺织品。“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嘉、湖地区和苏州南部在蚕桑业、丝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产量、品种增加，而且产地日趋扩大。棉作、蚕桑逐渐有了压倒稻作的倾向，使得棉花、蚕桑的丰歉，成为不少农家生计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棉作、蚕桑受市场的制约与日俱增，市镇上即有商人经纪此事。他们并无牙帖牙税负担，确可操纵市价，早晚迥别。棉户、蚕户消费的粮食中部分是从市镇购得的。当地市镇商人从两湖、四川等地购买粮食，运回销售。随着乡居地主纷纷向城居地主的转化，出现了“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的现象。
——摘编自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开元至天宝年间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相比，明中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唐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所谓“道”的划分，道之下是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唐太宗贞观初年，把全国分为十道，这时道只是一种监察巡视的区域，巡视道的官员都属临时派遣的性质，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分全国为十五道，各置常设的“采访处置史”管理，后来地方官吏的权利日益增大，节度使往往兼领道的长官，掌握军政大权，道也成为军事割据区或行政区，于是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摘编自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宋朝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起初是依照唐制分全国为十道，997年改全国为十五路（类似现在的省），后不断增加，直至二十六路。在路之下，宋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州、县两级，与州平级并存的还有府、军、监等机构。在路、州增设“监司”、“通判”等职，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但也造成宋朝冗官多的弊病。
——摘编自周宝珠、陈振主编《中国历史·宋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
材料一 唐太宗沿袭汉魏六朝以来的和亲政策，并加以发展和创新，积极与少数民族首领和供职朝廷的少数民族上层联姻。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后，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约十万户突厥人移入中原，保全其部落，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从中挑选百余人担任京官武职。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出巡灵州，与诸部落首领会盟，史称“灵州会盟”。随后，唐朝在漠北建立羁縻府州，西北地区由战乱走向和平。
——摘编自王朝海《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被称为“天可汗”？》
材料二 在世界文明史上，许多文明的衰亡都与异族的入侵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尽管中国古代也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亦或异族入侵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无论如何，后来的胜利者往往都会承认前一王朝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不仅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摧折，反而通过不断吸纳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最终不分夷夏，更加枝繁叶茂。
——摘编自郭晓东《中华文明何以赓续不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文明“枝繁叶茂”的原因。
识宝传说是中国口述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间传说之一、这类传说内容的核心在于有人能从凡常之物中鉴识出罕见的奇珍异宝。
材料一 识宝传说在唐代非常繁荣。这类传说中，故事经常发生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宝物的持有者多为官僚、富豪，至少是书生之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识宝者”往往是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等，他们慧眼如炬，识出了“传国宝珠”“破山剑”等价值连城的珠玉珍玩，还不惜重金买宝。
——摘编自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代以来，北方流行大量的“南方人”盗宝、“江西人”憋宝、“徽州商人”夺宝的故事——故事中的识宝人凭着自己的机灵甚至欺诈手段聚敛财富。讲述这些故事的北方人背后，无疑是异乡与本地、中心与边缘、对“本业”与“末业”认知差异的折射。这些故事中的宝物，大都是北方农村中本就存在但并不显眼的用物，如山西某地“水脉”幻化的顽石、庇佑河北抚宁风调雨顺的“金马驹”等。
——摘编自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识宝传说的繁荣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两个角度概括识宝传说中人物形象的变化，并结合明朝时代背景分别进行分析。
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平民妇女是社会中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力量。从事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是历代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如杜甫的《兵车行》“纵有健妇把犁锄，禾生陇亩无东西”；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中“妇则客春捣，夫则客扶犁”。唐朝天宝年间，朝廷一年征收的纺织品绢达740万匹，丝185万吨，麻布1605万端，各地进贡的名贵纺织品有几十种名色之多。这些数量巨大的纺织品，主要是出自劳动妇女之手。唐代各阶层的妇女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饮食原料市场和饮食成品市场，主要经营餐饮、娱乐、家内服务、小商贩等，她们有的沿街或上门贩卖各种货物，尤其是闺阁女子日常所用之物，跨地区长途贩运及经商的经济活动较少。
——摘编自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职业岗位，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开始出现，如铁路、银行、海关、电信局、邮电局等，除银行、商店外，照相馆、电话局也陆续招收女职员，甚至大学教授、政府官吏等，也有以女子充任的职位。1913到1919年间，一系列涉及女子职业教育的法律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分培养师资与增设女子中小学两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开“女禁”，公布了《公务员任用条例》，正式取消国家文官考试中的性别限制。胡适认为女子问题的先决，便是要先有经济权力与经济能力；王端麟也指出女子必须能独立生活，方可提高自己的人格。同时，许多妇女逐渐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他们向往西方国家的妇女在教育、法律、工作、婚姻，甚至参政等方面的权利。在1931年的一项小范围调查中，关于已婚妇女从事家外之业务者，男子赞成的达81.82%，女子赞成的达84.44%。上海21个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的调查显示：妇女和女童共补助家庭总工资的53.3%，男子对家庭的工资补助占46.7%。
——摘编自仪亚敏《民国时期女子就业观与就业实践（1912～1936）》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平民妇女经济活动的特点及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就业实践获得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并说明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女性就业实践对当代女性职业观的启示。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