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汉文帝即位之初，将军陈武等主张对南越和匈奴动兵，“以一封疆”，但汉文帝反对，其理由是对周边敌对民族不能轻易出兵，应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对南越，妥协和讲义并重，答应赵佗提出的“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等不失原则的要求，并表示和平的愿望。对匈奴，即使非要用武力不可，民族冲突以后，也力争与匈奴化为兄弟。南越与匈奴降附后，设置属国，《汉书》云：“因其故俗为属国”。
材料二 唐太宗即位前后，民族归附与分离并行，北疆的胡人、稽胡、契丹，西疆的吐谷浑、党项、羌人，南疆的诸蜜、僚族等，相继附而复叛，其中威胁最大的是突厥。唐太宗慎重地采取了众生一体、共治天下的原则。大唐帝国打败突厥之后，唐太宗并没有把突厥迁入华夏内地散居同化，也没有把他们赶回故地，而是就地安置，“因其习俗而抚驭之”，任用突厥首领治理，朝廷不派官员，基本是自治，相当于世袭封建。唐太宗执政时的唐朝廷是多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突厥、吐谷浑、吐蕃、契丹等）分享天下。唐太宗与异族分天下，还有更深一层考虑，“把敌国变成异族自治，留住外部监督，不留边祸，则外有制衡，内不失道”。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邱成岭《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观——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时期为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汉唐民族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唐民族政策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一般认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开始于10世纪后期。其实9世纪时，意大利的一些和东方贸易有关的城市已然兴起。11世纪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西欧各地不断有新的城市出现。许多城市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者脱离农村与商人集居而成的。还有一些城市是由封建主、教会、国王主导建立的，他们希望得到货币，而获得货币的手段之一是向城市索取。
——摘编自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材料二 长安是隋唐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代后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沿海地区的广州、明州、泉州迅速崛起，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尤其是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其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长安和洛阳。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要求用文艺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话本和戏曲就成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样式。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时期城市职能和城市分布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时期城市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通典·食货》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滑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大业初年，隋炀帝又在通济渠西段。先后修筑了洛口仓、含嘉仓等。洛口仓其仓城周围20余里，城内三千粮窖，每窖可储存粮食八千石，可谓“积天下之粟”。它位于黄河与洛水交汇处、高出河床50来的台地上。含嘉仓几乎坐拥天下粮仓储量半壁江山的辉煌，江南税米常沿千里汴河浩荡北上，以解两都燃眉之急的窘迫。含嘉仓北望邙山，南邻洛水，东临渡河，仓城内地高土厚，地势北高南低。除仓窖外，粮仓有保护其安全的仓城，仓城有城墙，并驻有重兵把守，仓城内有专供运粮使用的漕渠、道路，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粮仓的管理区。
——摘编自龚䶮《隋唐大运河通济渠西段三个粮仓遗址的保护与展示研究》
材料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
——摘编自杨家毅《大运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大运河粮仓设置的特征，并说明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材料一:对唐朝中央而言，各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须经中央册命，给予“玄鱼金符”或“印章袍带”才能取得统治本族的合法权力，并以其为征发信符。都督、刺史死亡，或年迈体衰不能视事，其后嗣亦须经唐中央“下诏册立”。各羁縻府州间发生纷争，唐中央直接干预，而府州则须听命处置。对不同族间的诉讼，要按国家法律审理。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反叛和谋逆活动，更是依国家法律严厉处置。朝廷制有专玺“天子信宝”,以征发“蕃国”之兵。各羁縻府州也有义务助兵中央。平高昌的唐兵中，有突厥、契莎数万骑。讨伐安史叛乱，回纥兵更是功不可没。各羁縻府州须定期奉献“贡赋”。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政府“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场，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太平兴国四年，宋出兵攻辽，互市“罢不与通”。雍熙三年(986年),宋再次主动出击失败，端拱元年(988年),宋辽双方通好，宋廷诏“许边疆互相市易”。嘉祐二年(1057年),元昊子谅祚扰边，宋示谕“要以违约则罢和市，自此始定”。金灭辽后，宋方虽于盱眙军、光州、安丰军、随州、襄阳府、天水军等地置榷场与之互市，但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互市时断时续。
——摘编自林文勋《宋代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的民族政策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间设立互市的原因及意义。
